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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思考中医04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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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证释

(1)造字

繁体的证应该写成證,形符为言,声符为登;简体的证形符还是言,声符却是正。这两个有区别,但是又有很微妙的联系。另外在繁体字里也有一个证,不过它表述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这里不作讨论。

①言

我们先来看这个形符,形符的简写是讠,《说文》释云:“直言为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个叫言。有什么不直说,拐弯抹角的,这个不叫言。言经常跟语连起来用,或者叫言语,或者叫语言。那什么是语呢?《说文》曰“论难为语”,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的东西就叫语。语和言的一个差别就是语加进了逻辑,有时候我们讲话并不考虑逻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可是要形成语呢?就要有一个逻辑加工的过程。你要问难,你要辩论,没有逻辑怎么行?因此,言和语还是有区别的。在《释名》里,言有另一个解释:“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把彼此的意思宣说出来,这就叫做言。言还有另外一个内涵更深的意义,就是汉代扬雄《法言》里所说的“言,心声也”。言语它所表述的是什么?什么是心声?心声就是心灵的声音,心灵的呼唤。心灵的这个声音、这个呼唤,可以通过言语来进行表述。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思想,内心活动,你是看不出来的。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心里想什么?你们心里在搞什么鬼?我确实无从知晓,除非我具有佛教里所说的他心通,否则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有一样东西能让我知道你的内心活动、你的思维过程,这个东西就是言。言为心声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心里面有什么?你的思想有什么活动?你把他宣说出来,当然你要说老实话,不能心里一套口里一套。所以,《说文》讲的先决条件是直言为言,什么叫直言呢?心之所想口直言之,这个叫直言,口是心非那不叫直言,这叫诳语。所以,言的作用是使我们知道原来没法知道的东西,是使我们知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东西。言的这样一个作用应该是很清楚的,大家琢磨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有关言的这个功用希望大家好好地去体悟,这个功用很重要。那些内在的,藏得很深的,不露痕迹的东西,经过它的作用就会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这个言厉不厉害?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最重要一点,我想就在这里,这个是言。

②登(正)

那么,这个声符呢?它也是有意义的。这个看法我们一再强调过,声不但表音,也表意。所以,中国的文字是形意和声意相结合。有些时候声部的意义更大,更具特异性。我们先看这个繁体的声符“登”,登的动作就是往高处走,《说文》的原意是登车这个动作。过去的车都很高,要踩着台阶才能登上去,所以,后来这个登就被引申为登高之义。九九重阳又叫登高节,为什么呢?为什么叫重阳?九为阳数之极,是阳之代表,阳之象征,现在两个九,当然就叫重阳。九在洛书里处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九九重阳你不登高你干什么?这个就叫做相应。因此,九九重阳的登高那是有深义的,这与洛书相应。那么,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扩展胸怀,是为了拓宽眼界,是为了望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本来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本来我们眼光很短浅,鼠目寸光。可是我们登高以后,就不是鼠目寸光了,而是千里目了,我们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样一个登的动作,这样一个行为,就使我们的眼界大大地开阔,大大地向纵深发展,使我们能看见更深广、更久远的地方。这个就是登。还有一个是简体的声符“正”,简体用这个正还是动了很多脑筋。正,《说文》释曰:“是也,从止一以止。”正的这个造字,这个止一,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意义。可以说,如果要把整个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浓缩成一个字,那么这个字我看非“正”莫属。止一就是守一,守一就是抱一,抱一就是知一,就是得一。故《老子·十章》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三十九章》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故《老子·四十五章》云:“清静为天下正。”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止一,这个抱一,这个得一,这个正,确实浓缩了道的精华。那么儒家呢?儒家的东西亦在一个止字上,亦在一个正字上。我们看《大学》,《大学》之首即开宗明义地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能得”什么呢?当然是得道,当然是得的圣人心目中最高的那个境界。而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境界呢?这个起手的功夫就在这个止字上,就在这个正字上。止就不能离一,离一何以止之?又,儒家治学的一个核心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这个话题前面已经讨论过,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来“格物”呢?这个“格物”的功夫还是要落实到止上。不止何以物格?所以,《大学》继续谈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儒家的一个崇高理想,而要实现这个理想,不止一行吗?不正心诚意行吗?大家看一看,儒家的东西是不是也归到这个正上来了。我们撇开这个造字,《说文》将正释为“是”也是非常精辟的。“是”是针对是非曲直而言,它讲的是“是直”的一面,是真理的一面。而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真理呢?除了“正”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真理,通达真理;正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是非曲直;正还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最高的理想境界。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正。另一方面,我们从自然来讲,正有三正、七正。三正有两个,一指夏商周三正,即建寅、建丑、建子,我们现在沿用的是夏正,所以,用建寅;另一个是指日、月、星三正。七正指日月和五星。因此,正实际上是一个天文学范围的概念。复杂的天体是很难认识的,当然从现代的角度说,天文的仪器和设备都很现代化,射电望远镜可以看到几十亿光年。但是,在远古的时代,大家想过没有,这样一个天体的运行状态,怎么去把握它?怎么去认识它呢?就是通过观察这些特殊的星象来认识。比如我们通过测量日的晷影长度,我们可以知道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北斗七星斗柄所指的方向而了知四季的到来。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月的阴晴圆缺来知晓日地月之间的关系。总之,我们可以通过“正”来认识和把握复杂的天体变化。除此之外,正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含义,即“室之向明处曰正”(见《康熙辞典》)。古代的房子不像现在,窗户很大,采光非常好。古时候的建筑除了厅堂的光线较好,因为有一个大的天井作采光,其他的房间窗户很小,光线都比较暗。靠这个小窗的光线不可能照见整个房间,那么向明的这一面,也就是光线能很清楚地照见的这个角落就称为正。向明的这块地方,它的内涵,它所摆放的东西,我们能够很清楚地见到。而不向明的地方,没有“正”的地方,这些地方摆放的东西我们就看不清楚,就没法了解。

③证的共义

上述这个形声的相关涵义分析过了,对于证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清楚的思维。证是什么?我想这里不说大家也会有一个概念。言是什么呢?你内在的、藏得很深的那些东西,根本没办法知道的那些东西,通过言就可以全部知道。埋藏得再深,再隐蔽的秘密,通过一个言就昭然若揭。那么登呢?通过登这样一个行为,我们的眼界大大地开阔,那些很深邃很广远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尽收眼底。而通过正的过程,可以使那些神秘的,捉摸不定的东西确定下来。更重要的,通过这个正,我们可以明辨是非曲直,可以通达真理。我们若将上述三者合起来看,证的意义就一览无余了。现代我们用证这个字往往都是用复词,如证明、证据。证明者,证之使明也。证了以后,你就清楚,你就明白,这个叫证明。过去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证明非常重要,干什么事没有证明都不行,没证明连旅馆都住不上。证据呢?通过这个证使它有根据。所以,三者合起来就是很内在、很深远、很复杂,很不容易把握、很难知晓的这些东西,通过证你就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更具体地说,证的声符着重上述这个过程的实际操作,而证的形符则是对上述操作所得结果的表述,证的作用就是这样。一旦我们清楚了证的这样一个含义之后,我们就知道了中医为什么要辨证?中医为什么把最要害的一些东西都放在证里?

(2)证的别义

证的别义我们主要从中医的方面讲,证是中医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说,在中医里,对于证你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前面一个问题我们讨论了病,一个病,一个证,中医最内在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病,主要讲疾病的相关性,而证呢?证就是这个相关性的提取。所以,这个病讲的是理论的过程,而证则是实际的操作。如果借用佛教的理论,病是讲教法,证是讲证法。一个理论,一个实践;一个教法,一个证法,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两个字更能涵括中医?前面我们讲病用去一个“思过半矣”,剩下的一半用在“证”上我看再合适不过。证的内涵你明白了,你能够辨清这个证,那么,内在的变化你就知道了。你还一定要用CT?一定要用磁共振?一定要用生化检查?我看不一定!通过证你就能明确。你要知道很深远的事情,你想预知疾病的转归,还需要其他什么吗?通过证你就能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在中医的史实里面有很多的记载。皇甫谧的《甲乙经》序里记载了张仲景的一个案例,当年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诊后即言:君有疾,不治四十将落眉,后半年当死。当年的王仲宣年轻气盛,二十来岁就做了侍中大夫,所以,根本没把张仲景的话放在心上,给他开的五石散也没有服用。十多年过去,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果真双眉脱落,这个时候才知道悔之晚矣。半年之后便一命呜呼了。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是开玩笑,是传说,这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如果张仲景没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不会有这样多的医家对他崇拜,我想我也不会对《伤寒论》那么痴迷。为什么我选中张仲景作为我从医的依怙处?为什么不依怙孙思邈?不依怙陶弘景?不依怙金元四大家以及温病的四大家?这些都是中医里顶尖的高手。但是,他们在智慧上确实没有办法跟张仲景相比。所以,大家应该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完全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的成分。张仲景凭什么知道疾病在将来相当长时期内的转归变化?他凭的就是这个证。你对证把握好了,你对证的认识精义入神了,那你就能通过证来了知疾病当前及今后的变化。

21世纪是生物医学世纪,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会从不同程度替代和刷新当前的诊断技术。届时可以通过新生儿、甚至胎儿的基因诊断来确知今后几十年的疾病情况。孩子刚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就能知道他一生的疾病,这个是不是先验论?这个与我们当前的哲学理念有不有冲突?如果上述这个基因诊断再过十年或者几十年真正地兑现,那么,以从前的观念来讲,这个绝对是先验!这与算命有什么区别?在本质上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先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过去,在分子这个水平上,我们认为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是偶然的,感染上这个链球菌,风湿热就发生了,感染上乙肝病毒或是艾滋病病毒,这个乙肝或艾滋病就发生了。但是,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曾经各大新闻媒体以及中央电视台都在讲述“小路的故事”,在当今这个世界,对于艾滋病真可以用“谈虎色变”这几个字来形容。艾滋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通过传播途径(血液及性交)不经意地就传染上了,可是“小路”的妻子却始终没有感染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从基因这个层次去认识就会发现,以往我们认为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在基因这个层面上却是必然的,在基因上有它的因果性和决定性。有这个艾滋病的发病基因,你稍一接触就传染了,你防不胜防。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发病基因,就像“小路”的妻子,你怎么接触也不会传染。以上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研究的层面不同,认识的境界不同,观念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原先那个层面,这些绝对是先验的,是“迷信”的东西。可是换到现在这个层面、这个境界,它就变得“柳暗花明”,它就是最先进和最科学的东西。这就提醒我们,对传统的学问你不要轻易地给它下结论,不要轻易地说这就是迷信,这就是伪科学。应该给将来留一些余地。层次不同了,境界改变了,为什么不可以对传统有新的认识?张仲景的辨证层次、辨证境界与我们不同,如果他是站在“基因”这个层次,他为什么不可以知道将来的疾病?对证的识别,对证的把握,在中医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就是神、圣、工、巧这四个层次。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大家可以掂量,你自己属于哪个层次?如果连巧这个层次都谈不上,那你怎么能够测度神这个层次的境界,那是根本没有办法的。那你看到的都是不可能的,都是迷信的东西。就像我们用20世纪初叶的研究手段,不可能发现基因这个层面的东西,不可能理解基因这个理念一样。中医的证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伤寒论》讲辨病脉证,病主要通过脉证来反映、来把握。张仲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治病原则就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为什么要随证治之呢?证很重要啊!证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很内在的东西,很难看见的这些东西,证可以告诉你。用不着你去透视,用不着你去扫描,这个证能够清楚地反映。现代意义上这些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这一系列的检查手段为了得到一个什么呢?为的就是得到这个证,这个中医意义上的证。所以,证是中医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不要把它看简单了。现代很多人往往瞧不起这个证,这么一个口苦算什么?不算什么。于是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不在乎这些东西,你怎么会在乎《伤寒论》呢?实际上,《伤寒论》的每个证你好好去研究,它的蕴涵是很深的。举一个近期看的病例,这个病人是专程从桂林赶来就诊,西医诊断是黑色素瘤,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手术以后,又广泛地转移,已转移至肺脏和腹腔。最近三个月来疼痛非常厉害,要吃强效止痛药,打吗啡最多也只能顶三个小时。不打麻醉剂,不服止痛药,晚上根本没法睡觉。近来又出现恶心呕吐,一点东西也不想吃,口很苦。以上这些就是病人的证。这个证是非常关键的东西,至于病人拿来的一大堆检查当然也有参考意义,至少你不会对病人夸海口,当病人问到你对这个病的治疗把握时,你会比较保守的回答。(阙)

舌苔白厚腻,六气中还兼湿,所以,从少阳挟湿去考虑。开了小柴胡原方加上局方平胃散,再加了一味浙贝和卷柏,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子。方开出去以后,不到三天就有了反馈,病人的丈夫给我打电话,说服药以后的效果非常好,疼痛大大减轻,这二天不用打吗啡,也不用服止痛药,晚上能够安然入睡,而且呕吐基本消除。大家想一想,对于这样一个高恶性程度的肿瘤病人,姑且不论她以后的走向会怎么样,单就这个疗效就很不一般了。吗啡和强效止痛剂都难以减轻的疼痛,一个小小的柴胡汤、平胃散就给大大地减轻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只能说明证的重要,只能说明辨证的重要,只能说明随证治之的重要。在你看来这是一个黑色素瘤转移引起的疼痛,而在我看来这是少阳的问题。少阳出了问题,那这个少阳领地的气血流通就会发生障碍,就会出现不通,不通则痛。你现在调整了少阳,少阳的问题解决了,少阳领地的气血流通没有障碍了,它怎么还会有疼痛?而你凭什么知道这是少阳的问题呢?凭的就是这个证。有关中医的这个证,我们的确还没有这个智慧去看透它,但是,通过这个证字的释义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尤其是在《伤寒论》。《伤寒论》就讲一个脉一个证,而更多的是讲证。从脉证的比例来看,证的比例要大得多。很多条文根本不讲脉,比如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这个条文叙述了十多个证,可是一个脉也没有讲,所以,《伤寒论》更多的是讲证,或者说是以证来统脉。我们若从证的根本涵义上讲,脉其实就是认识证,获取证的一个手段,所以,言证则脉在其中矣。证所能揭示的这些东西,大家应该好好地去琢磨。我们一再强调《伤寒论》的条文要熟读背诵,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熟习这个证,认识这个证,把握这个证。疾病不管它浅也好,深也好,都是通过证的形式来反映。如果你不知道证与证之间的关系,证与病之间的关系,证与方之间的关系,那你怎么去论治?这就很困难了。这是从总的意义上讨论证。

●证的自定义

具体言之,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疾病的存在和变化,疾病的存在有些时候很容易认识,但是,隐匿的疾病,没有发作出来的疾病,像侍中大夫王仲宣那样的疾病,你就无从知道。而疾病的变化,以及导致这个存在与变化的这些因素就更不容易认识。但是,根据证所具备的上述功用,通过证你就能够知道。所以,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变化,凡是能够反映导致疾病存在与变化的这些因素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叫作证。如果要给证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我想就可以这样下。西医要取得这样一个证,她要凭借一系列的现代手段。可以说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西医取证,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电子的、甚至将来的纳米技术,这些都统统地在帮助现代医学取证。而中医呢?有谁在帮助中医取证?没有人帮你。科学现在还帮不了你,科学不但帮不了你,恐怕还会说你几句。某某人如果真能望而知之了,她也许还会说你是搞迷信。所以,中医很难啊!前面曾向大家介绍过我的先师李阳波。先师故去后,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将先师的思想整理出来,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思想,会对你学中医有帮助,会对你研究传统文化有帮助。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他对我谈起的这部书很感兴趣,同意协助我出版这部书,同时要求我在书的前面写个长序来全面地介绍我的先师。因为先师没有名,没有任何学历文凭,所以,需要用我这个博士充充门面。这样我就把我所认识的师父从头到尾写了一遍。序言写就后,我拿去征求部分老师的意见,这些老师都说:写是写得很好,就是把你的师父写得太神了,太神了反而会有负面作用。其实我师父的这点能算什么呢?不过偶尔的望而知之,切而知之罢了。这样一点小神小通比起扁鹊,比起张仲景,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就连我师父的这一点东西你都说太神,那你怎么可能相信扁鹊?相信张仲景?这就根本不可能。中医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不但整个科学不从根本上认可你,不帮助你去取证,反而会说你的闲话,拖你的后腿。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的中医看起来不是很热闹吗?又是科学化,又是现代化,又要走向世界,但是,你看到的这个场面是真正的虚假繁荣,是真正的泡沫经济。我的这个话写进了书,白纸黑字了,那就得负责,大家可以走着瞧。所以,我觉得中医要学出来,说实在的真是不容易。没有孔子所说的第三个窍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是搞不成的。中医没有其他的帮助,只有靠我们自己望闻问切来取证。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途径。可是一旦学出来,这个意义就非同一般。就像刚刚举的那个病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小的柴胡汤怎么会有这个作用。这些年来,我对古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了越来越深的感受,学中医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能与这个相应。机缘来了,大家想听我谈些感觉,那我就谈一谈。像这本小书出版以后总会有几个知音,总会影响一些人。倘若没有这个机会呢?那你真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中医的理论太美了,太完善了,在我看来她完全不亚于相对论。你就琢磨这个理论,个中也有无穷的乐趣。

●证的依据

前面我们说了,现代医学取证,整个科学理论、整个科学技术都可以作为它的依据。那么,中医这个取证,在理论上有些什么依据呢?这个依据就是《内经》所说的“有诸内必形于诸外”,这个就是最大的依据。不管你内在的变化是什么,不管你内在的变化多大,不管你内在的变化多么细微,都肯定会在外表现出来。这个是绝对的,没有疑虑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从诸外看到诸内?我们知不知道哪些外是反映哪些内的?这个相关性你能不能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相关性、对应性肯定有,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粗的变化大家都能察觉到,比如你黑着脸,不用说也知道你内心不高兴。看到你乐哈哈,就知道你内心有喜事。这个是最典型的“有诸内必形于诸外”。但是,更加细微的,更加深内的变化,你有没有办法知道呢?这就要看你“见微知著”的功夫。从很微细的表象去发现很深刻、很显著、甚至是很久远的变化。实际上,中医这个体系里已经有一整套这样的方法。透过理性思维、透过内证和外证的方法来“见微知著”,来认识疾病,来获取上面的“证”。这样的一整套取证的思维、方法和技术就称之为辨证。像中医历史记述的这些事例,像扁鹊望齐侯之色,张仲景诊侍中大夫之疾,这些就是见微知著的过程,这些就是取证、辨证的过程。如果我们也把握了这个过程,那上述的东西也就不在话下。前不久给先师的一位老病号,老朋友看病,他看的是喉咙痛。南宁人见喉咙痛就认为有火,就喜欢喝凉茶,结果越喝越痛,病人害怕了,前来找我。我一摸脉,双脉很沉很沉,再一看舌,淡淡的,这哪有火呢?于是开了麻黄附子细辛汤,药下去不到两个小时,喉咙疼痛就大大减轻,两剂药后,病告痊愈。这位老病号给我讲述了二十年前经历的一件事情,当时他家楼下的一位妇女,四十多岁,小腹疼痛一段时间后,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盆腔肿瘤,需要手术治疗。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住院手术的时候,先师的这位老朋友知道了,就跟病人家属说,干吗不找李医生看看呢?病人听了这个建议就找我师父看,师父看后说,这不是肿瘤,这是虫,把虫打下来病就好了。于是给病人开了药,几天以后,大便中果然拉出很多细细条条的东西来。最后这个病就这么好了,没有做手术。医院检查,什么肿瘤都没有了。所以,大家真是不要小看了中医这个证,这个东西如果你真能精细地把握了,那你就等于拥有了现代的这一切,甚至可能超过这一切。

●证与病的区别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病与证的关系,病讲的是总,是从总的来说;证是言其别,讲的是个性与区别。病言其粗,证言其细。比如太阳病,这个就比较粗,这是从总的来讲。那么,太阳病里的中风证呢?这个就比较细,这就讲到了区别。另外,在证里面它还有区别,有不同层次的证,比如中风是一个证,而组成中风的这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也是证,不过它是下一层次的证,是子系统的证,这个是从更细的微分上来谈区别。证是机体对疾病存在与变化以及病因的反映形式,由于个体不同,这个反映形式也不尽相同。打个比喻,我们在座的这十几位,对同一件事情的感受会不会完全相同呢?肯定不会。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同一部电影,随着个人的生活经历、个人的理念不同,对这个影片的感受和评价也会有差别。有的人会说这部片了太棒了,而有的可能会说:没劲!前些日子我问一个人,《卧虎藏龙》这部片子怎么样?他说太臭了!如果按百分打,最多能打59分。听到他这个评价,我就动摇了,还值不值花这两个小时呢?最后还是咬咬牙去看了,看后才惊呼险些上当!武打片是我很喜欢看的片子,可是要拍到《卧虎藏龙》这个份上,那真是不容易。上述这个区别大家可以细细地琢磨,病与证的关系有时也是这样。同一个病,个体不同,反映就有差别。这个就叫同病异证,病相同,证可以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在制订治疗方案时,除了考虑病,还应该考虑证的因素。西医治病主要强调辨病,强调辨病实际上就是强调共性的因素。一千个人患结核,一千个人都用抗结核药,这个不会有区别。但是,大家想一想,一千个人得结核,张三跟李四会完全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当然,西医找到了这样一个共同的因素,这是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从那么复杂的变化里,你能找出一个共性因素,这个就叫抽象,这个的确了不起。但是,你忽略了这个共性后面的复杂个性,这个完善吗?这也是不完善的。所以,西医具有她很伟大、很优越的一面,也有她不足的一面。中医也讲求共性,所以,一定要辨病,不辨不行,这是前提。《伤寒论》的每一篇,都以辨某某病为先,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仅此还不行,还要辨证,辨证就是要辨出个性来。共性你抓了,个性你也抓了,那就很全面了。我们把这样一个区别说出来,大家就可以去评判两门医学,看看从理念上,哪一门更优秀。中医是一门非常优秀的医学,只可惜我们这些秉持中医的后来人不争气,我们不是后来居上,我们把中医搞成了惨不忍睹。搞成这个样子不是中医不好,中医是好的,但我们没有把它继承好!

●分说证义

甲、“有病不一定有证”

总而言之,证为机体对病的反映。由于个体的因素不同,所以,反映的形式及轻重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反映程度轻微,有的反映形式隐匿,在临床上都不容易察觉。这些都构成了所谓的“无证”可察。虽然“无证”,但疾病却确实存在。比如部分癌症病人,在发现前往往都没有明显的不适,应该说这个病已经很重了,可是“证”却很轻微。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病重证轻的情况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后的篇章里会详细的讨论到。这就告诉我们,中医的认证水平,实在就是辨识疾病的关键所在。像张仲景能够提前这么多年知道王仲宣的病变,这就是认证的高手。实际上,那个时候王仲宣不是没有病,也不是没有证。只是病尚未成形,证也非常轻微。如果一点影子也没有,那不成了无中生有。所以,张仲景既不是搞神通,也不是算命,只是见微知著罢了。见微知著,我们可以从形气上去看。见微者,言气也;知著者,言形也。在气的阶段,往往它很隐微。我们常说捕风捉影,可是在气的这个阶段,它往往连风影的程度都达不到。而一旦成形了,它就会显著起来。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察觉,这个证是很明显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这个过程,由气到形。在气的阶段不容易显现,不容易发觉,而到形的阶段就不难识别了。如果在气这个阶段你就发觉了,这个就叫见微,那你肯定会知道沿着这个气的发展,将来必定会有一个成形的变化,知道这个变化,这就叫知著了。见微知著就是这个意思。见微知著,是中医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内经》里反复强调“上工治未病”,未病是什么?未病是没病吗?没病你去治它,这不成了没事找事。未病不是没病,也不是预防医学。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是处在酝酿阶段的病,是处在气这个阶段的病。这个时候你去治它,那真是不费吹灰之力,那真是小菜一碟。可是一旦等到它成形了,成为肿块,成为器质性的病,这个就是已病,已经成形的病。这个时候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了。所以,上工他从来不治这个已经成形的病,治这个病的就不叫上工。治这个病你再厉害,上工也会看你的笑话,说你这是:“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前些年闲来无事翻看史书,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断,当时以为记住了,所以,没有作笔记,也没有记标签。今天想把这一段告诉大家,可怎么也想不起细节来,是否出自《旧唐书》也不能记清。但,大体的情节还能勾画出来:有弟兄三个,都行医,三弟兄中,以老三的名气最大,病人最多,门庭若市,许多病人抬着来,走着回去;老二的名气略次,门庭也没有老三这样热闹;老大的门庭则是最冷落的,到他这里看病的也不是什么重病人。一次,一位高人带了弟子参访这弟兄三人,回去后,高人问弟子,你看这弟兄三个哪一个医术最高?哪一个医术最差?弟子不假思考地回答:当然是老三的医术高,你看老三的病号这么多,这么重,疗效这么好,所以,老三的医术是最高的。相比之下,老大的医术最差,你看他的门庭冷落,治的又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病,这算什么本事呢?师父听了连连摇头,非也!非也!三者之中,以老三之医术最差,老三之医道不能及老大的十分之一,老三充其量是下工,老二是中工,老大才是当之无愧的上工。老大治病不露痕迹,你在未病的阶段就给你消除了,这个病在老大那里根本就没有机会发展到成形的阶段,在微的阶段就消于无形了。所以,在老大这里怎么会见到像老三治的那些危重病人呢?老三治那么多的危重病人,而且也都救治过来了,看起来是救了人的命。可是在疾病根本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去发现它、治疗它,等到折腾成这个样了你才来救治,这不是“劳命伤财”吗?上述这个故事也许是史实,也许是虚构。但,不管怎么样,个中的理趣却是值得我们深思。你要治未病,首先是要知未病,在未病的阶段你要能够发现它,这就牵涉到认证的水平,见微知著的水平。你要能于“无证”中认证,这个才算是上工。现代医学目前的各种检查手段,也都只限在已病这个阶段、成形这个阶段发现问题,等到将来真正能够作基因诊断了,恐怕也就进入到知未病这个行列。

乙、有证必有病

有证必有病,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广说。但在西医里面会有例外的情况,比如神经官能症,它会有很多的证,但它们却无病可言。而在中医里,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丙、证之轻重

证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显现,所以,证的轻重程度还不一定能决定病的轻重。有些病人证很重,但,病却很小、很轻,像一个牙痛,俗话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却要命。因此,对证的这个复杂性大家应该充分的考虑到。这也不是一时半时就能弄清的问题。证的有无轻重取决于机体对疾病的反映程度;取决于机体对疾病的敏感性,当然,它还取决于机体与疾病的对抗程度,这些因素在我们研究证的问题时,都应该考虑进去。

丁、证之特性

证的特性,略述之,有如下几点:其一,证反映疾病所在的部位,这是证的一般特性。比如胃脘这个部位疼痛,反映了病有可能在胃。头痛在前额,则说明病在阳明。也就是说证的部位与疾病的部位有一个相关性,这一点我们在辨证的时候应该考虑进去。其二,证反映了疾病的性质,这一点对证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辨出疾病之所在,那当然是重要的。比如你通过证确定了这是太阳病或阳明病,但是,六经里面它还有一个寒热虚实之分,不区分这个性质,笼统地说这是太阳病或者阳明病,那还不行。比如确定了太阳表病,那你还得分一个伤寒、中风。伤寒、中风怎么分呢?这就要靠证。以上两个特性合起来,就是病机。其三,证反映个体之差异,证的这个特性对于我们区别体质,区分个性非常重要。受同一个致病因素的作用,而在证的表现上却截然不同,比如都是伤食,而张三每每见泻,李四则每每见吐。这样一个证的差异,就把个体区分开来了。说明张三素体太阴这一块比较薄弱,而李四有可能是少阳这一块比较薄弱。其四,证的两面性。对于中医这个证的研究,我们应该把眼界放开来。证,其实就是疾病的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希望它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证又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疾病,使疾病不至于隐藏下来,继续危害生命。许多疾病,尤其是西医的许多疾病,一表现出来、一检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像一些癌肿和慢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会说,这个证干吗不早些出来。证,它一方面带给我们痛苦,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但是,证往往又会提示我们疾病消除的途径。如出汗,呕吐,下利,这些都是常见的证,但是,中医又常常利用这些“证”(汗吐下)来治病。因此,证的这个两面性,证与病以及证与治的这个关系就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做西医的你可以不在乎这些细节,凭一叠化验单你就可以定出乾坤,但是,做中医的必须注意这些细节,每一个证你都不能放过。每一个证都有可能是“主证”,每一个证都有可能是你治疗疾病的突破口。举一个前不久的病例,病人女性,60来岁,主诉是失眠,剧时彻夜难眠,甚者会有幻觉、幻听、喃喃自语,中西医都治过不少,但都没有解决。观看前医,除西医的镇静治疗外,中医养心安神,滋阴潜阳的也用过不少。切诊两脉皆有滑象,于是开始我按痰浊来治疗,用过温胆及高枕无忧一类化裁,但,都没有明显效果。后来仔细听患者诉说,患者这个失眠尤其在劳累以后厉害。锻炼稍过,往往就难以入眠。正常人劳累之后,睡眠会更香,而这个病人却恰恰相反。听到这个“证”后,似乎什么都明白了。整个病的关键点就在这里,这个证就是突破口,古人讲:劳倦伤脾。所以,这个病就在脾家上,就在太阴上。依法治之,投归脾汤原方,数剂后即能安然入寐,到现在已经月余,每晚皆能安寐,再未服用安定一类。其五,见证最多的疾病。前面我们说过,病与证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并不是说证多病就多,也不一定证重病就重,这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伤寒论》会发现病与证的这个关系,方与证的这个关系,有些病(方)的证非常简单,而有些病(方)的证却非常复杂,非常多变。从整部《伤寒论》看,证最复杂多变的要数枢机病,水气病。而方呢?就是对应的柴胡剂,以及治水气的方,如小青龙汤,真武汤等。何以看出这复杂性,多变性呢?就从这个或然证去看。我们看《伤寒论》的条,方中,哪些条的或然证最多?就要数96条的小柴胡;条的四逆散;40条的小青龙汤;条的真武汤。小柴胡所治为少阳病,或然证最多,达七个,四逆散所治为少阴病,或然证有5个。少阳、少阴都主枢机,在前面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枢机的灵活性,而从这个或然证的多寡,我们亦看到了这一点。说明枢机的影响面很广,临床见证很复杂。这样的关系弄清楚后,那么反过来,临床如果我们见到一些见证十分复杂,不知从何处下手的疾病,当然就要考虑这个枢机的可能性了。水气病的情况亦如此,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

戊、证之要素

证的问题我们谈了那么多,它的最重要的要素在哪里呢?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证我们最想了解些什么呢?除了上面这些内容,我们再作一个关键性的概括,就是阴阳。证,我们可以通过望闻问切这些途径得到,得到这些证后,经过我们对这些证的思考、分析、判断,我们要得出一个什么呢?就是要得出一个阴阳来。就是要在阴阳上面讨一个说法,这个上面有了说法,治病才能抓住根本。这是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所以,阴阳既是起手的功夫,也是落脚的功夫。证的问题就谈到这里。

6.治释

治在这里不准备作广说。治的本义是水名,《说文》云:“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水从东莱曲城发源,然后在阳丘山南这个地方入海,这样一条水的名字就叫治。所以,治的形符是水傍。治后又引申为理,所以,治理常同用。治这个字为什么要与水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呢?因为水这个东西,治之则滋养万物,不治则危害众生。水之治,有疏之、导之、引之、决之、掩之、蓄之等等,总以因势利导为要,治病亦宜仿此,故用治也。所以,治病就必须从治水中悟这个道理。其实,不惟治病,治一切都要从此处去悟。

二、太阳病提纲

1.太阳病机条文

太阳病提纲这个内容我们主要讲太阳篇的第1条,即:“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一条历代都把它作为太阳篇的提纲条文,而清代的伤寒大家柯韵伯则将它作为病机条文来看待。在他的《伤寒来苏集》中这样说道:“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立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证而表章之。”病机就是疾病发生的关键因素,我们从何处去发现这个因素呢?就从这个脉证中去发现。所以,柯氏谈病机就用这个至当的脉证来表章。查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年3月版的《伤寒来苏集》,脉证它用的是“症”,证与症现在的许多人也分不清,有必要在这里稍作说明。症读第四声,意为疾病之症状或症候。症为今用字而非古字,第四声的症亦非繁体之简写,故《说文》、《康熙》皆未载此症字。且声符正字亦无简繁之别。秦伯未认为证症二字无别,可以通用。而从证症二字的造字涵义去分析,则二字的差别甚大,证义广而症义狭,故两者实不可以通用。西医用症而不用证,中医则以用证而不用症为宜。既然提纲条文即是病机条文,那么,将上述条文作一个病机格式化会有益于我们对条文的理解。即格式为十九病机式的行文:诸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皆属于太阳。病机条文一共讲了三个脉证,一为脉浮,一为头项强痛,一为恶寒,这三个脉证便成为鉴别太阳病的关键所在。那么,是不是三者一定具备才能判为太阳病呢?当然三者俱备那一定是太阳病,但若是仅具其一,或仅具其二,这个算不算太阳病呢?这个问题在历代都有很大的争议。我的意见比较偏向后者,诊断太阳病,并不一定三者皆备,有其一、二就可以定为太阳病。比如第六条:“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这里明确地指出了不恶寒,三者之中已然少了一者,按理不应再定为太阳病,可是条首仍赫然地冠以“太阳病”。这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病机条文的三个脉证,并不一定都需要具备,三者有其一或有其二,就应该考虑到太阳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伤寒论》的条文,凡冠有太阳病者,都应该与这个病机条文的内涵相关,即便不完全具备这三个脉证,三者之一也是应该具备的。

2.释义

(1)脉浮

浮脉,就是触肤即应的脉,李时珍《濒湖脉学》说:“泛泛在上,如水漂木。”只要大家养成切脉时的举按寻三个步骤,而不是像跳水队员一头就扎进水底,这个浮脉还是容易体验的。有关脉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甲、脉之所在,病之所在

脉浮的表象上面已经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脉浮呢?这是因为邪气犯表,阳气应之出表抗邪,脉便随阳而外浮。由此可知,邪之所在,即为阳之所在;而阳之所在,即为病之所在。故脉之在何处,病亦在何处,如脉在三阳,则病亦在三阳;如脉在三阴,则病亦在三阴。

乙、“人法地”

我们在讨论太阳的涵义时,谈到太阳主寒水,其位至高。按照老子的教言,讨论人的问题应该时刻与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在这个地上,什么地方堪称至高呢?当然要算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而位于中尼两国国界上的珠穆朗玛峰海拔达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峰上终年积雪,其为高可知,其为寒可知,其为水可知。按照《老子》“人法地”的这个道理,如果要在地上找一个太阳寒水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非喜山莫属,非珠峰莫属。这便是与太阳最为相应的地方。太阳为病为什么要首言脉浮呢?道理亦在这里。浮脉就其脉势而言,亦为脉之最高位,这样以高应高,脉浮便成了太阳病的第一证据。

丙、太阳重脉

六经病的篇题都强调辨脉,都是病脉证三位一体,但是,我们从提纲条文,亦即病机条文切入,又会发现六经病中尤以太阳与少阴病更为强调这个脉象。太阳与少阴的提纲条文开首就讨论脉象,太阳是“脉浮”,少阴是“脉微细”,而其余四经的提纲条文没有言脉。太阳、少阴提纲条文对脉的这个强调,说明在太阳及少阴病的辨治过程中,脉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往往是由脉来一锤定音。如太阳篇42条云:“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52条云:“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少阴篇条云:“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当然,桂枝汤的应用未必就一个“脉浮弱”,麻黄汤的应用未必就一个“脉浮数”,而四逆汤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一个“脉沉者”,但是,从条文的这个格局,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脉是决定性的,这个脉就是条文的“机”。而其他各经的情况则很少这样。我们很少看到说是:“脉弦者,宜小柴胡汤。”“脉大者,宜白虎汤。”这说明脉象在太阳、少阴病中有相当的特异性。太阳、少阴之与脉为什么会具有这样一个特殊关系呢?从前面脉的释义中我们知道,脉乃水月相合,阳加于阴谓之脉。脉无阴水无以成,脉无阳火无以动。所以,一个水一个火,一个阳一个阴,就构成这个脉的关键要素。而太阳主水,为阳中之太阳;少阴为水火之藏,太少的这个涵义正好与脉义相契合。故曰:脉合太阳,脉合少阴。以此亦知脉的变化最能反映太阳少阴的变化。

丁、肺朝百脉的思考

脉与太阳,脉与少阴的这个特殊关系明确之后,我们现在转入脉与肺的问题。《素问·经脉别论》云:“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对这个“肺朝百脉”,《中基》从辅心行血的这个角度去解释。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就必须联系到现代的肺循环,或者称作“小循环”。血液经过大循环后,血氧耗失殆尽,右心室将这个含氧很少的静脉血注入肺循环,在这里进行充分的血氧结合,然后再经肺静脉入左心,再进入大循环。所以,机体的每一分血都必须经过肺循环,都必须在这里进行血氧结合。血液经过这道程序后,方流向身体各处。从这个意义来说,肺朝百脉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这样一个理解又会连带出一个问题,古人如何知道这个“肺循环”?如何知道这个“肺朝百脉”?是凭实验呢?还是凭一个理性思考?另一方面,我们从脉的本义而言,前面曾经提到,脉是水月相合而成。水的意义我们已经很清楚,月的意义上面也讨论过。《说文》云:“月者,太阴之精也。”《淮南子·天文训》云:“水气之精者为月。”太阴之精为月,而肺主太阴;水气之精为月,而肺为水之上源。从肺与水,从肺与月的这个关系看,它完全具备了水月相合之性,也就是完全具备了脉性。《素问》为什么说“肺朝百脉”?《难经》诊脉为什么要独取肺所主的这个“寸口”?显然与肺的上述体性是有关系的。这就从另一个传统的角度谈到了脉与肺的问题。过去学《中基》,对上面提到的这个“肺为水之上源”百思不得其解。肺怎么会是“水之上源”呢?年夏,当我第一次涉足西部;当我第一次看到白雪皑皑的高山;当我第一次看到高处的雪水飞流直下,湍湍流入金沙江时,心中的疑团顿然冰释。这不就是“水之上源”吗?这个时候才会对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体会。光读书不行路,行吗?不行!读书是学,行路是思,“学而不思则罔”。所以,这个“行万里路”也很重要。这个时候你才会感受到老子为什么要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这四法才是真正的整体观。中医的特色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很多人也都会说这个整体观念,但是,如果对老子这个“四法”没有把握好,那整体观念在你那里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中医你只把它放在人的圈子里,或者只结合一些现代医学的东西,那很多的问题你是吃不透的,对这个理论你总感觉不放心。而一旦你把它放到天地里,放到自然里,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这个理论你也会感到很厚实,靠得住。《素问·金匮真言论》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本来属于北方,现在怎么扯到西方上来。这就要关系到两个问题,一个是相生的问题,金生丽水即从此出。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会具体谈到。另一个就是先后天的问题。我们观察易系统的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后天八卦中,坎水居于正北,所以,我们知道的这个北方生水,水属北方,是从后天的角度来谈的。那么先天呢?在先天八卦里,坎水不居北,它居于正西金位。坎水居西,这不正好说明了长江、黄河的这个源头;这不正好印证了“肺为水之上源”的这个说法。所以,西金与水的关系,肺为水之上源,这都是从先天的角度来谈。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先天为源,后天为流。一个体用,一个源流,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中医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医原·人身一小天地论》中说:“人之身,肺为华盖,居于至高。”肺属金,五行中金质最重,为什么从属性上这个质性最重的肺反而居于“华盖”之位?为什么高海拔的山脉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这些都是义趣很深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必定有助于我们对中医的理解,必定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理解。肺处华盖之位,肺为水之上源,肺朝百脉,有关肺的这些义理与太阳的所涵甚相投合。为什么整个太阳篇中肺家的疾病占去很大的一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考虑到与太阳相关的藏府意义时,就不能仅限于足太阳膀胱,手太阳小肠。钱德拉塞卡教授是美籍印度天体物理学家,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在《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TruthandBeauty)一书中写道:“有时我们将同一类思想应用到各种问题中去,而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可能毫不相关。例如,用于解释溶液中微观胶体粒子运动(即布朗运动)的基本概念同样可用于解释星群的运动,认识到这一事实是令人惊奇的。这两种问题的基本一致性——它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令人惊讶的现象之一。”当我们看到钱德拉塞卡教授这个精彩的感叹之后,你是否对我们将长江、黄河的源头,将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与“肺为华盖”、“肺为水上之源”这样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也感到同样的惊讶不已呢?

戊、上善若水

在结束提纲“脉浮”的讨论前,我们还想顺着上面的思路,再谈一点关于水的问题。《老子·八章》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为什么将他心目中这个最善的东西用水来比喻呢?就是因为水它虽然出生高贵,虽然它善利万物,但是,它却能不与物争,却能处众人之所恶。什么是众人之所恶呢?就是这个至下之位。人总是向往高处,走仕途的都想升官,搞学问的也都想出人头地,做生意的百万富翁要向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看齐。再看这些出生高贵的太子、少爷,哪一个不是高人一等?哪个愿意处众人之下?真正能像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的后人,那真是太少太少了。当官的如果真能做到口号里喊的那样,做人民的公仆,那真是不简单。人的贪欲心决定了他很难这样做,这就不“几于道”了。不几于道,那就是背道,背道的东西怎么可以长久呢?古人说:富不过三代。这是有道理的。就是李嘉诚你也没办法。因为人很难做到“几于道”。很难有水一样的习性。没有水这样的习性,你怎么可能源远流长呢?富贵三代也就不错了。我们看人体的这个水,人体主水的是肾,肾为水藏,肾在五藏之中处于最低的位置,而肾之华在发,又处于人体最高的位置。一个至高,一个至下,水的深义便充分地显现出来。岳美中先生参古人义,喜用一味茯苓饮来治疗脱发,过去对此甚感不解,今天从水的分上去看它,也就不足为怪了。

(2)头项强痛

甲、太阳之位主头项

太阳之位至高,前面我们讲脉浮的时候曾经谈到,浮脉从位势上说也是一个最高的脉,这里讲头项,头项在人体又是一个最高位。所以,中医的东西除了讲机理以外,还要看它的相应处,相应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六经皆有头痛,为什么在提纲条文里只有太阳讲这个头痛?这显然是相应的关系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乙、项为太阳专位

项,《说文》释为:“头后也。”《释名》曰:“确也,坚确受枕之处。”医家则多谓颈后为项。项的部位在后,这一点没疑问,但,具体在后面的哪一段,上面的释义却比较含糊。那么,这个项的确切部位定在何处比较合适?大家摸一摸枕下的这块地方有一个凹陷处,这个凹陷就像江河的端口,高山雪水就是从这里流入江河的,我以为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项的确处。项便是以这个地方为中心而作适当的上下延伸。太阳主水,足太阳起于睛明,上额交巅,然后下项,所以吴人驹云:“项为太阳之专位”,太阳的头痛往往连项而痛,这就是太阳头痛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他的头痛一般都不会连及于项。此处讲头项痛之外,还加一个强来形容。舒缓柔和之反面即为强,所以,太阳的头项强痛它还具有项部不柔和、不舒缓的一面。这个主要与寒气相关,以物遇寒则强紧,遇温则舒缓也。另外一个方面,项强一证还在十九病机中出现,即“诸痉项强,皆属于湿。”项为江河之端口,水之端口必须土来治之。因此,项强的毛病除与太阳相关外,还与太阴土湿相关。今天我们见到许多“颈椎病”都有项强一证,都可以考虑从太阳、太阴来治疗。

(3)恶寒

甲、第一要证

表受邪,太阳开机必受阻,阳气外出障碍,不敷肌表,所以有恶寒一证。这个恶寒又称表寒,它与天冷的寒不完全相同。这个恶寒对于证明机体患有表证,对于证明太阳系统受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古人云:“有一分恶寒,便有一分表证。”见恶寒即应考虑从表治之,从太阳治之。

乙、强调主观感受

前面我们开题的时候强调读经典要三义并重,特别这个字义你要小心,不能马虎。像这里的“恶寒”,寒一配上恶,意义就非常特殊。恶是什么呢?恶是讲心的喜恶,是主观上的一种感受。你厌恶某某人、某某事,一分钟都难跟他(它)相处,这只代表你的感受如此,并不完全说明这个人、这件事真这么可恶。所以,我们说恶寒也只限于你的主观感受,并非指气温很低,零下多少度,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看有些人夏日患太阳病,患伤寒,天气本来很热,他却要盖两床被子,这个就是恶寒,它与实际的温度毫不相干。这个时候你量他的体温,体温很高,39℃,甚至40℃。所以,这个“恶”就代表这么一种情况,它完全是主观的觉受,而不代表客观上的存在。由上面这个恶字,我们引出了一个主客观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要仔细地去思考,这是中医里面的一曲重头戏。也是能在很多方面区别中西医的一个分水岭。我们可以看到的西医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它非常注重客观,在主客观两者间,她偏向客观的一面。比如西医的诊断,它所依赖的是物理和化学手段检测出的这些客观指标。判断疾病的进退,她依据的仍然是这些客观指标。如果一个病人主观的感受很厉害,很复杂,但是在客观的指标上没有什么异常,西医往往会给他下一个“神经官能症”的诊断。开一些维生素,谷维素之类的药来打发你。而中医则有很大的不同,她很注重这个主观上的感受。比如一个口渴的证,口渴饮水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表现,但中医更关心的是这个口渴后面的另一个主观感受——喜热饮还是喜冷饮?往往是这个客观表现后面的主观感受对诊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是喜冷饮这个病多数在阳明,如果是喜热饮则说明这个病可能在少阴。一个少阴、一个阳明,一个实热,一个虚寒,这个差别太大了。这样一个天壤之别的诊断,它的依据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喜恶之间。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这里向大家介绍林老70年代的一个病案:病人是个老干部,发烧四十多天不退,请过很权威的西医会诊,用过各类抗菌素,但是体温始终不降,也服过不少中药,病情仍不见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把我们学院属下的名老中医都请去大会诊,林老也是被请的其中一位。名老荟萃,当然要各显身手,各抒己见。正当大家在聚精会神的四诊,在聚精会神的辨证分析的时候,林老被病人的一个特殊举动提醒了。当时正是大热天,喝些水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病人从开水瓶把水倒入杯后,片刻未停就喝下去了,难道开水瓶装的是温水吗?林老悄悄地触摸一下刚喝过水的杯子,杯子还烫手。大热天喝这样烫的水,如果不是体内大寒这绝不可能。仅此一点,一切都清楚了。于是林老力排众议,以少阴病阴寒内盛格阳于外论治,处大剂四逆汤加味,药用大辛大热的附子、干姜、肉桂,服汤一剂,体温大降,几剂药后体温复常。从以上这个病例中,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中西医的一些差别,西医的诊断也好,治疗也好,都是按照这个理化的检查结果办事。中医她也注重客观的存在,比如这个脉弦、脉滑,脉象很实在地摆在哪里,这个中医很重视。但是,中医有时更关心那些主观上的喜恶。一个口渴,西医会关心他一天喝多少磅水,喜冷喜热西医完全不在乎。一个发热,西医只关心它的温度有多高,是什么热型,弛张热?还是稽留热?至于你恶寒还是恶热,它可不在乎。如果作为一个中医,你也完全不在乎这些主观上的因素,那很多关键性的东西你就会丢掉。为什么中医要注重这个主观上的感受呢?因为这个感受是由心来掌管,而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注重这个层面,实际上就是注重心的层面,注重形而上的层面。这是中医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应该认识清楚。否则人家一叫现代化,一叫客观化,你就把这些主观的东西统统丢掉了。对于中医,甚至对其他任何事情,都要设法把它弄清楚,要有见地才行,不能人云亦云。主观有些时候确实不好,光感情用事,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样会障碍你去认识真实。但是有些时候也需要跟着感觉走。艺术如此,科学亦如此。前面我们谈过,脉浮,头项强痛,恶寒,三者俱备属于太阳,那当然没有疑问。如果三者只具一、二呢?也应该考虑太阳病。只不过这个太阳可能不全,可能会有兼杂。如病人恶寒,脉不浮反沉,说明这个病不全在太阳,还有三阴的成分。后世将麻黄附子细辛汤所治的这个证称作太少两感证,就是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因此,对提纲条文所提出的三证,我们既要全面来看,又要灵活来看。

三、太阳病时相

这一大节我们主要根据第9条:“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的内容来讲解。

1.谨候其时,气可与期

(1)与病机并重的条文

《伤寒论》的条条文中,长者逾百字,短者不过十来字,可见张仲景造论重的是它的实义,而这个格式他并不拘泥。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拘一格”的行文里,仍然可以找到12条格局上非常相似的条文。这就是以“之为”为句式的提纲条文,以及以“欲解时”为句式的条文。前者每经一条共六条,又称为病机条文;后者亦每经一条共六条,我们称之为时相条文。病机、时相各一条,二六合十二条。这个在行文上如此对称的十二条原文,于《伤寒论》的条原文中可谓鹤立鸡群。如此特殊的条文必也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可惜历代的学人多只注重前六个病机条文,而对后六个时相条文往往不予重视,这便白费了仲景的一番苦心。《素问·至真要大论》在言及病机这一概念时,曾再次强调:“谨候气宜,勿失病机。”“审察病机,勿失气宜。”这就告诉我们,讨论病机要抓住气宜,而讨论气宜亦要紧抓病机。二者缺一不可。对于《伤寒论》的研究亦是如此,病机气宜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强调提纲条文,只是抓了病机这一手。那么,另一手呢?另一手就在这个欲解时条文当中。正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所云:“时立气布……谨候其时,气可与期,”虽然这个欲解时条文仅仅谈到“时”,但是一言时,气便自在其中了。所以,欲解时条文或者说时相条文其实就是气宜的条文。我们光讲提纲条文,不讲欲解时条文,那这个病机怎么完全?这个病机只是半吊子。所以,提纲条文必须与时相条文合参,这个病机才是完全。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合式。我们看《伤寒论》这别具一格的六对条文,一个言病,一个言气宜,《素问·至真要大论》“审察病机,勿失气宜。”的精义已然活脱脱地在这里展现出来。读金庸的《笑傲江湖》,高手过招往往不露痕迹,而我们看张仲景撰用经典却是真正达到了这个不露痕迹的境界。就凭这个境界,一部《伤寒论》也应该值得我们欢喜,值得我们赞叹!

(2)时释

甲、造字

“时”的造字,简体形符为日,声符为寸,繁体形符相同,声符为寺。日的意义非常明确,就是太阳的意思。时字用日来作形符,说明时的产生与太阳的运行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寺呢?《说文》云:“廷也,有法度者也。”一个太阳一个法度,合起来即为时,时的这个造字,时的这个蕴义着实耐人寻味。我们将time拆开来看,是否也有这个蕴义呢?时的简体,声符为寸,寸是古人用来度量的基本单位,日+寸为时,也就是说对太阳运动的度量就构成时,这个造字似乎更为简单明了。现在让我们回到自然中来,实际中来,看看这个时究竟是不是由太阳的运动产生的,究竟是不是由对太阳运动的度量产生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最熟悉的春夏秋冬四时,春夏秋冬怎么产生?它是由太阳的视运动产生。由于太阳的运动,造成了这个日地关系的改变,当运动至某一特定的日地相对位置区域便构成春,依此类推便有夏秋冬的产生。由此可见,春夏秋冬四时的产生完全符合上述这个造字的内涵。四时的产生依赖于这个日地的相对位置关系,而这个相对位置关系的确定,则必须借助于度量这个过程。所以,造字的左边用日,右边用寺,寺上为土,表地,而寺下为寸,表度量。大家仔细思忖,这个造字的内涵是不是完完全全地体现了时的产生以及时的确定过程。由这样一个字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学科,而且看到了这个学科的分支和内涵。中国文字所具有的这个魅力,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难以比拟的。难道我们不为能够经常使用这样一种文字而感到自豪吗?现在我们将文字简化了,当然写起来要方便得多,但是,像这样一个时,土没有了,日地关系不存在了,这个春夏秋冬怎么确定?没法确定!在火星上,春夏秋冬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对四时的测定,对一年二十四节气的测定,最经典最权威的方法是《周髀算经》所记载的方法。《周髀算经》云:“凡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具体的方法是,在正午于地面立一八尺圭表,然后看这个圭表于地面的投影长度,根据这个长度来确定八节二十四气的具体位置。晷影最短的这一天,即晷长一尺六寸的这一天定为夏至,然后按照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的进度确定下一个气,即小暑,依次类推,直至冬至这一天,晷影达到最长度,即一丈三尺五寸。冬至以后正好反过来,即按照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的退度来确定下一个节气,直至夏至为止。大家来看上述这个时间的确定过程,一要看太阳的运行,即运行到正午的这个时候来作测定;二要在地面看这个太阳在圭表上的投影,这样一个投影便反映出了日地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便反映出了阴阳的关系,便能够看出阳气的释放度和收藏度;第三呢?上述这个投影的长度要用一个具体的尺(寸)度来测量。上述这三个要素一个都不能缺少,缺少了就构不成时。你现在把繁体改成简体,文字简化倒是省事,可是这一省你把地省掉,你把阴省掉了。阴阳两者你把阴省掉了,不就变成孤阳?孤阳不长啊!所以,每每想到文字的简化,就感到阵阵的忧心,阵阵的心痛。文以载道,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明的载体,精神的载体,道的载体。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文字去认识文明,去传承文明。我们正是通过这个文字将过去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结晶运载到现在,运送到将来。现在你把文字这辆“车”的轮子卸掉了一个,甚至两个,那么,这样一个文化结晶的运送工作就会陷入瘫痪。我们今天,像我这个年纪的这一代人还读过古书,认识几个繁体,所以,这个文化传承的障碍似乎还不那么明显。可是再过几十年,几百年,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中华文明的法脉也许就会因为这个文字的简化而被断送掉。中国文字的简化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事情,绝对不能仅凭某些个人、某些个权威的一时冲动,这是要将全部中华文明做抵押的勾当。马虎不得啊!

乙、时义

对于时,对于中国人的时,对于传统文化的时,大家应该非常清楚,它是有实义的,它不完全像西方文化的时。西方文化里的时它更多的是数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传统文化的时则更多地注重物理的内涵。所以,一谈时,太阳的运动位置就在这里了,日地关系就在这里了,阴阳的关系就在这里了,气就在这里了。一讲春就知道气温;一讲夏就知道气热;一讲秋就知道气凉;一讲冬就知道气寒。为什么说“时立气布”呢?为什么要“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呢?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时立则阴阳立,阴阳立则气立。而在西方文化里,这个“time”显然没有这个涵义。如果我们从以上这个角度,从时的这样一个内涵来切入,给传统中医作一个现代的定义,那么,传统中医实际上是一门真正的时间医学,或者称时相医学。前些年,由于时间生物学的兴起,很多人认为中医里面也有时间医学。于是纷纷搞起了“中医时间医学”,或者“时间中医学”的研究,认为中医里面也有时间医学的成分。若对这个认识作逻辑上的推理,那么就必然会得出中医的这部分属于时间医学范畴,而中医的另一部分则不属于时间医学范畴的结果。实际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只要我们承认阴阳五行是中医的核心,只要我们承认藏象经络是中医的核心,那么,中医就是完完全全的、彻头彻尾的时间(时相)医学。而绝不是部分的时间医学。

2.欲解时

疾病的欲解时,就是疾病有可能解除、或者有可能痊愈、或者有可能减轻的这个时间区域。前面我们在讨论病字的涵义时,重点谈到了疾病的相关性,疾病与时间相关,与方位相关,与六气相关,与众多的因素相关,而总起来说就是与阴阳相关。这里张仲景除提纲条文外,又推出一个欲解时条文,这样又峰回路转地回到了前面这个相关性问题。此亦证明我们对“病”的释义无有谬误。

(1)巳至未上

张仲景在条文里谈欲解时是“巳至未上”,这个“巳至未上”也就是巳午未三时。巳午未三时是哪一个层次的三时呢?张仲景没有明确界定,这就告诉我们,巳午未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一天之中的巳午未三时,也就是上午9时至下午3时这一时间区域;第二个层面是一月之中的巳午未三时,即月望及其前后的这段区域;第三个层面是一年中的巳午未三时,亦即老历四月、五月、六月这个区域。欲解时巳午未的这个多层面,让我们意识到太阳病的欲解也是多层面的。太阳病是个大病,它包括了许多外感内伤的疾病。在这个大病目下,还有许许多多的子病目,因此,大家不要把太阳病看得过于简单,好像它只是一个伤风感冒,受寒发烧。它不仅仅是一个急性的病,也可能是一个慢性病。急性病,病程总共就这么几天,所以,我们应该从一天的这个层面去考虑它的欲解。如果疾病表现在一天的巳午未这个区间缓解,那就要考虑到太阳病的可能。如果疾病是个慢性过程,超过一月二月,甚至一年二年,而且疾病在日周期内的变化很不显著,或者没有规律,那么,我们就应该看看它在月周期甚至年周期这些层面有没有规律可循。倘若疾病是表现在望月的这段时间或者夏天(四、五、六月)的这段时间欲解,我们仍需考虑太阳的可能性。

(2)太阳病要

前面我们讨论了太阳病的病机,现在又谈论了太阳病时相,应该可以给太阳病作一个总结概括,看看太阳病的要素有哪几点,或者说太阳病最一般的东西有哪些。依我所见,太阳病的要素应有如下三点:其一,病位在表。也就是说太阳病的定位主要是在表系统里,表是一个与里相对的概念,所以,它的涵义很广,并不只限在一个感冒里,除感冒外很多疾病都可以定位在表系统里。《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百病的发生都与风寒暑湿燥火相关,都受这个因素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内外伤的变化。而上述这个因素影响人体就是从表系统开始的。所以,太阳病的这个定位非常重要。而这个定位在病机条文中可以从“脉浮”来得到反映。其二,病性多寒。上面我们谈了太阳的病位在表系统,表系统里的病可以牵涉到风寒暑湿燥火,但是,重点突出的却是一个寒。为什么呢?有关这一点仲景在“伤寒例”这一篇中作了重要阐述:“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寒为什么最成杀厉之气呢?以其秋冬伤之,则阳气无以收藏,春夏伤之,则阳气无以释放。无以收藏则体损,无以释放则用害。是以寒者,体用皆能损害,故其最具杀厉也。所以,太阳病的定性中以这个寒最为突出。其三,开机受病。上述是从位性上来给太阳作一个概括,而导致这样一个位性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太阳的开机受病。整个太阳系统或者说整个表系统的作用就是维系在这样一个“开机”上面。一旦开机障碍就会影响整个太阳系统,进而产生太阳的病变。

(3)巳午未时相要义

巳午未的时相要义也可以从三方面来谈:其一,巳午未这三个时的相关变化,我们可以从乾(聀)、姤(聁)、遯(聄)这三个相应的卦去看。易卦系统分经别两层,经卦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八卦系统,别卦则由两个经卦组合而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十四卦系统。别卦由两个经卦组成,所以,两个经卦便构成了上下、表里、内外的关系。阳气由子时来复以后,便沿着复(聓)、临(耹)、泰(耺)大壮(耼)、聎(耾)、乾(聀)这样一个次第逐渐由下而上,由内而外,由里而表的升发释放。当到达辰的这个时候,阳气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向外向表伸展,我们看聎这一卦即可知道,但是,阳气最终还是未突破于表,未外达于表。只有到巳时以后,如乾卦所示,阳气才真正外出于表。所以,巳午未三时所对应的乾、姤、遯,正显现了阳气出表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其二,巳午未三时以日而言,正处日中,以年而言,则正处夏季,是阳气最隆盛的时候,亦为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其三,巳午未所对应的日中、夏季及月望前后,从离合或者从功用上讲,则为太阳开机最旺盛的时候。巳午未的这三个时相要义,一个正值阳出于表,一个正是火热朝天,一个是开机旺盛。这三个要义中,第一要义正好对治表病,第二要义正好对治寒病,第三要义正好对治开机障碍。这样一对治,太阳病的三个要义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太阳病要欲解于巳午未三时呢?原因就在这里。

(4)太阳治方要义

在这个小标题里我们将讨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了前面这些内容作铺垫,我想理解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从前我的先师李阳波曾经传授过我一个治病的要诀,他说中医治病开方实际上就是开时间。时间怎么能开出来?在当时我对这个要诀是不甚理解的,更不要说实际的操作运用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要诀基本理解了。一理解了,就觉得先师的这句话真正的非同小可,真正的一语道破天机,真正的可以像黄帝说的那样将之“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前面我们讲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些道理在中医里面显得特别的重要。因为你诊断一个疾病,要从这个阴阳里面去寻求,而治疗疾病呢?依然要落实到这个阴阳上面。我们如何判断你是真正精通了中医的方家,还是只掌握一招半式的“高手”呢?就是要看你对上面这个问题的落实程度。而上面这个问题的落实,实际上也就是时间的落实。比如我们诊断一个火热病,火热病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不好理解,但是,只要把它往时间上一靠,一想到夏日的重庆、南京,我们就能感觉出火热病是一个什么情况。既然火热病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怎样对付它呢?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冬天,冬天来了,自然不会再有炎热的夏天。现在我们对付夏天这样一个炎热的气候,可以采用空调冷气。空调冷气不就是把冬天搬到夏天里来了吗?这可以说是科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个极大的方便。上述空气中的炎热我们可以通过空调来解决,但是,体内的这个炎热却难以用空调来解决。这就要借助药物的特性。你可以通过空调将秋日的凉爽、冬日的寒冷搬到这里来,我们也可以通过药物的时方特性,使这个秋冬之气作用到你的身上。比如按照中医的治病原则,热者宜寒之,我们用这个寒性的药来治疗这样一个火热性质的疾病,不就是用的冬气吗?不就是利用药物的特殊气味模拟了一个冬日的时相吗?同理,寒者热之,我们用热性的药物来祛除寒性的病变,则是模拟的这个夏气。时间或者时相可以通过开药来模拟,它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药物要具有时间或者时相的特性。有关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讨论“病”的涵义时已经谈到过,药物它有各式各样的属性,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或者说纲领性的属性就是气味,将药物的气味一放到“方”上来,时间的属性就很快出来了。所以,气寒的药就属冬,气凉的药就属秋,气热的药就属夏,气温的药就属春。再加上味的配合以及其他属性的配合,药物的这个时间特性就会更加精细。中医治病为什么叫开方?先师为什么说中医治病开方就是开时间?这是耐人寻味的。我们看《伤寒论》有三张很奇怪的方,一是青龙汤、一是白虎汤、一是真武汤,青龙汤不就是开的东方?白虎汤不就是开的西方?真武汤不就是开的北方吗?开东方实际就是开的春三月,开寅卯辰;开西方实际就是开秋三月,开申酉戌;开北方呢?那当然就是冬三月,亥子丑了。所以,开方开药为什么不是开时间呢?当然是开时间!上面我们举了青龙、白虎、真武(玄武),细心的人就会问,为什么没有朱雀?朱雀是南方,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确实没有点出朱雀这个方,这也许是因为避讳或是其他的什么因素。但是,南方的这个代表方肯定会有,只是没有安朱雀这个名。那么,《伤寒论》这方中究竟哪一个方可以作“朱雀汤”呢?大家可以好好地琢磨。我的看法这个方肯定会在太阳篇中。方药一联系上时间,这个在思维上、在表述上就大大地进了一步。现在的人都在谈中医现代化,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大多数人都认为分子生物学+中医,或者现代科学的其他什么分支加到中医上面来,或者是搞一些现代的实验研究,这些就是中医现代化。现在的大多数人也就是这么在搞中医的现代化。中医的现代化要靠小白鼠来点头,要靠小白兔来点头。当然,这些可以称作现代化,但毕竟它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去考虑,把这个现代化的涵义定得更宽广一些。比如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在传统思维里、在传统表述里建立的中医拉近一些,使它在思维和表述上都比较接近现代的文化气息。使中医的理念能够更为容易、更为方便、更为广泛地为现代人所接受。不但是为患者这个群体所接受,亦为文化这个群体、科学这个群体,尤其是文化科学精英这个群体所接受。这样就会形成许多传统与现代真正结合与交流的契机。大家应该十分地清楚,上述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结合必须依赖精英这个群体,这是高手对高手的事。传统文化要想在现代科学里寻求知音,要想真正获得现代科学的理解,这必是伯牙子期之间的事。我们现在临床上用了青霉素再加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或者是四诊之后再加一个CT、核磁共振,这个也叫结合吗?这个恐怕是瞎胡闹。这样的结合也许只会浪费资源,它注定搞不出什么名堂。结合不是我们这个一般层次的事,结合是精英层次、高手层次的事。但是,高手的结合总要有一个契机,伯牙遇子期,或者是子期遇伯牙总得有这么一个机缘,总得有这么一个介绍的机会。而我们将上述的思维与表述拉近到现代的轨道上来,无疑就增加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将中医治病的思路,将中医的处方用药往时间上一靠,把它时间化了,或者时空化了,这个传统与现代的距离一下就缩短了。这是不是一个现代化呢?我看是一个更有意义的现代化,一个更精彩的现代化。我们看太阳篇,太阳病欲解于巳至未上,这就把时间的问题摆出来了。再看一看篇中的麻黄汤,麻黄汤有什么作用呢?麻黄汤气温热、性开发,服后身暖汗出,仿佛置身于夏日的火热之中。太阳病不是欲解于巳午未吗?我麻黄汤就有这个巳午未的功能。我们说麻黄汤辛温解表,宣肺平喘,你可能觉得不好理解,或者觉得这个说法太土气,没劲儿,可是我们说麻黄汤具有夏日时相的作用,麻黄汤就是用药物模拟打造了一个巳午未时相,那也许你的看法就不同了,也许你就会刮目相看这个麻黄汤。麻黄汤怎么会具有一个夏日的时间特性?麻黄汤怎么会模拟出一个夏日的变化内涵?在中医里时间竟然可以模拟,时间竟然可以用药物来打造,这不太新奇了吗?这样一个思维和表述角度的转变,原来那个土里土气的模样也就完全改变了。加上这样一些为什么的不断提出,问题就产生了,研究就产生了。从这个点上去研究,去碰撞,也许真正的结合处就会被研究出来,碰撞出来。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的研究和结合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个研究结合是不是一回事呢?大家可以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3.欲作时

欲解时的意义基本清楚后,我们就要像老夫子所说的那样,举一隅而三反之,提出一个欲作(剧)时来。欲解时关系到部分的诊断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治疗方面的问题。在诊断方面,欲解时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病人更关心的、更在记忆中的恐怕不是这个缓解或痊愈的时候,而是疾病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加剧,对这个病人会更清楚些。对这个疾病的发生或加剧的时,我们就提出一个相对的概念,叫做“欲作时”或者“欲剧时”。太阳病既然有一个欲解时,那么,按道理就必然会有一个欲作(剧)时。欲解时在巳至未上,那欲作时呢?欲作时必定就在与欲解时巳午未相对的位置上,即亥至丑上。巳午未与亥子丑在十二支中正为相冲的关系,巳亥相冲,子午相冲,丑未相冲。所谓相冲,也就是相反的意思,在时相上相反,在阴阳的变化上相反。所以,在亥子丑这个时相,阳气是入里收藏;这个时候是冬日,天气最寒冷;此时不是阳开最盛而是阴开最盛。这三个特性正好与欲解时相反,太阳病能不欲作(剧)于这个时候吗?太阳病的欲作时也应该与欲解时相同,至少应该从三个层面去看。如果一个咳嗽或者一个腹痛,它在日周期内有很大的规律性,比如都在亥子丑这段时间,也就是半夜的这段时间发作或者加剧,那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它有太阳病的可能性。这个咳嗽可能是太阳咳嗽,这个腹痛可能是太阳腹痛。所以,欲作时对于疾病的诊断,对于病因的寻求,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4.总观六经病欲解时

以上我们讨论了太阳病的欲解时,现在让我们总起来看一看六经病的欲解时,看看阴阳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这个差别可以略分为二:其一,三阳病的欲解时从寅始,至戌终,共计九个;三阴病的欲解时从亥始,至卯终,共计五个。其二,三阳病的欲解,太阳为巳午未,阳明为申酉戌,少阳为寅卯辰,三者虽相接,但互不相交搭;三阴病的欲解时,太阴为亥子丑,少阴为子丑寅,厥阴为丑寅卯,三者互为交错,互为共同。六经病欲解时的这个差别具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这个意义亦可以分成下面几个方面:其一,阳道常饶,阴道常乏。这是一句天文上的术语,饶就是长的意思,富足的意思,乏,就是短缺。我们从天文上看,日为阳月为阴,日的自转周期是一年,月的自转周期是一月,阳的周期大大地长于阴的周期。在这一点上,三阳的欲解时与三阴的欲解时正好与这个“阳道常饶,阴道常乏”相应。再看一些其他方面的情况,在《素问·上古天真论》里,在谈到男女的生理节律时,男子以八八为节,女子以七七为节。男子八八六十四岁天癸竭,女子七七四十九岁天癸竭,男女相差十五年。这个阴阳的生理节律,显然与上面的阳长阴短甚相合应。另外阳以应昼,阴以应夜,三阳病的欲解时多在白昼,而三阴病的欲解时则多在黑夜。从这样一些相应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六经病欲解时的建立,它的基础是很深厚的,它依托的是整个自然。因此,欲解时问题绝非一笔可以带过,应该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其二,三阳病的欲解时互不相交,各有独立的三个时辰。证之三阳各篇,太阳多为表寒,阳明多为里热,少阳则在半表半里。故治太阳以解表,治阳明以清里,治少阳以调枢,三者泾渭分明。三阴的欲解时虽亦各占三个时辰,但是相互交错,相互共有。证之于三阴各篇,太阴、少阴、厥阴虽亦有小异,然而里虚寒病却始终贯穿其间,四逆辈不但用于太阴病,且通用于少厥二阴之病。通观六经病欲解时,则见时异治异,时同治同。由此方知《素问·六节藏象论》所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非虚语也。时可轻乎?不可轻也!太阳病纲要就讨论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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