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个十分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虽然没有被列入清朝政府的官员序列，却几乎遍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衙门；他们虽然都不是朝廷命官，却几乎操纵控制了大清王朝地方政府乃至整部政治机器的运转；他们虽然已经销声匿迹了一百年，却声名绵延，其思想、其精神、其行为，至今仍余音袅袅、不绝于耳。这个特殊的幕僚群体，就是时人已广泛称呼、今人亦不改其名的“绍兴师爷”。
一
幕僚制度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称谓、名称五花八门。宋朝时，幕僚的称谓有幕职、僚属等20种。到了清朝，幕僚的称谓更是多达24种，其中便多了师爷这一称谓。根据王文涛先生的研究统计，师爷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现了90次，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出现了56次，在《清实录》中出现了3次。而其它称谓，如幕友，《清实录》中出现了次，《清史稿》中出现了17次；幕客，《清实录》中出现了36次，《清史稿》中出现了24次。[1]可见，师爷称谓在文献、档案、“正史”中基本不用，她是“清代官署中幕僚的俗称。”[2]师爷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只是受聘于幕主官员的佐治人员，故而双方是宾主相待，师爷常常称幕主为东翁、东主等，幕主则常常称师爷为老夫子，而老夫子实为老先生、先生、老师的同义词，“对一般胥吏而言，由于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故尊称为‘师老爷’，简称作‘师爷’。”[3]师长之师谓之爷，这或许就是师爷这一俗称的由来吧。
“绍兴师爷”这个幕僚群体，以绍兴来命名，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这是因为，在师爷队伍里面，绍兴人出道最早，数量最多，名声最大，他们既是清代幕业的开辟者，也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垄断者，成为了师爷的典型代表、形象大使、代言人物。“所谓‘绍兴师爷’，乃是活跃于清代，以绍兴为主的幕僚群体的总称，只是由于绍兴一地充当幕僚者名满天下，连并非是绍兴籍的幕僚也加入了‘绍兴师爷’的行列。”[4]“实际上清代师爷，各省籍的人都有，但其中确实以绍兴人为多，而且‘名幕’辈出。因此‘绍兴师爷’这一名称，可以认为是师爷阶层的典型化”。[5]
与“绍兴师爷”这一俗称相关连，“无绍不成衙”这句谚语，在清代也已十分流行。这里的绍，主要是指绍兴师爷；这里的衙，当是指官府衙门。没有绍兴师爷，就不成其为衙门。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是，果真如此，一点不虚。
我们先来看看绍兴师爷的从业数量情况。著名师爷龚萼谓：“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6]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载：“操是业者皆绍兴人”。[7]缪全吉说：“京吏既以绍兴人为多，京吏又渐出而为外幕，则外幕依比例亦以绍兴人为多。”[8]郭建先生曾作过一个颇有意思的推测，说是“就清代个县、个州、个府与18个省的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总督各个地方衙门，以及朝廷六部、大理寺、理藩院、詹事府、都察院等中央机关衙门来看，只要每个衙门请4位师爷，全国的师爷总数就当有一两万人之多”。[9]其实，郭建先生的这个推测，还是保守的。因为根据著名师爷汪辉祖的记载，州县之中“巨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10]
我们再来看看绍兴师爷的作用与影响情况。清代，绍兴师爷与绍兴话、绍兴酒在全国各地“三通行”，“刑名钱谷之学……竟以此横行各直省。”[11]
我们可以从这些记述中，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绍兴师爷的人数之多，作用之大，影响之广，以至雍正皇帝为了防止结党营私，于元年（）即下诏明令：“六部经承不许专用绍兴人”。[12]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个诏令并没有起到多少实际作用，而且雍正本人后来也对绍兴师爷改变了看法，产生了好感，使用了起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社会现实对绍兴师爷的客观需要。
由此看来，绍兴师爷的确是一个分布广大、规模庞大、影响巨大的幕僚群体。
二
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作为清代各级官吏处理政务公事、行使管理职能的智囊和代办，横空出世，横行天下，既是中国幕僚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环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文风炽盛，人才辈出。
绍兴古称“荒服”之地。[13]大禹在此治水毕功，地平天成。越王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绍兴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秦始皇巡越，祭大禹，立刻石，教化民众。汉时马臻筑湖，使绍兴风调雨顺，山青水秀，“俗始尚文”、“俗始贵士”。[14]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绍兴因以“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15]文风由此焕然，经济益加兴旺，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16]的繁荣景象。隋唐时期，越窑越纸名闻天下，丝绸茶叶异军突起，山水风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17]，人文由是更加兴盛。两宋时期及至元明，文风更为灿然，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18]的动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舆隶亦多识字”[19]的喜人风尚。
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风，使绍兴成为了名人辈出的“名士乡”。[20]以文武进士为例，今之绍兴市境之内，就多达名，其中的文科进士中，唐12名，五代7名，宋名，元24名，明名，清名。[21]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炽盛文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无疑是绍兴成千上万“名士”的优秀代表。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艰辛。
绍兴历史上堪称“鱼米之乡”，但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22]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23]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亩之栗，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24]
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25]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26]穷则思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业、商业、借贷救贫等办法，动起了扬己之长、外出谋生、为人作幕等脑筋。
三是科举难就，功名诱人。
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27]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到宣统三年（），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28]“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绍兴府的举人数达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29]
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30]“读书无成，迫于饥寒，则流为幕宾。”[31]“吾辈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多。”[32]鲁迅先生和龚萼、汪辉祖的话，正是反映了越中读书人在功名难就中流为幕宾、习幕治生的无奈心声。
四是亲缘认同，形成“声气”。
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它们大量地被记录在师爷们的书牍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师爷许葭村的篇《秋水轩尺牍》与龚萼的篇《雪鸿轩尺牍》。乡缘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很重要的，是还有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这些会馆不少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有的还举办专门培养师爷的幕学训练班。[33]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自然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一种亲缘关系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会稽陶氏家谱中，起家于幕友者，有数十人之多；[34]鲁迅所在的周氏家族中有十多人当过师爷，姻亲中有若干人当过师爷；[35]作为鲁迅本家的周恩来，家族和姻亲中也有许多人当过师爷。[36]这些家族，堪称“师爷之家”、“师爷世家”。
“学幕必有师承”，“递相传授”，“亦复繁衍”，“互强声势”。[37]在这里，为师除了尽好传道授业解惑的义务外，还承担起了为弟子介绍关系、觅馆择业的责任。这种“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38]的亲缘关系，是绍兴师爷群体形成、兴起、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时势需要，应运而生。
第一，满族在准备入关、入主中原、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依靠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就为汉族幕僚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国家政策上的可能。
第二，清朝实行“科举为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则辱”[39]的政策。但是，僵化的科举制和频发的文字狱，致使整个社会思想保守、万马齐喑。在这种情况下，科举优胜者虽被委以重任，但不善处理各种政事，只能依靠那些没有死读书、了解社情多、处事能力强的幕僚。
第三，西方文化的东渐、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清朝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当中。为了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客观上促使各级官吏招揽更多的幕僚人才，为已所用。
时势需要英雄，时势造就英雄。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时代背景下，绍兴师爷应时对景、应天顺人，登堂入室、登台亮相了。
三
绍兴师爷作为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经历了蓄势待发、顺势而生、因势而衰的漫长过程。
前面已经讲到，绍兴人素爱读书，向重功名，以至“代有闻人。守斯土者，皆辅相之才；生斯土者，多菁华之彦。载藉所记，历历可证。”[40]在官本位的中国封建时代，绍兴人自然是把当官作吏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的，所以历朝历代当官作吏的数量自然也是不少，及至明代，更是形成了空前的盛况。我们不妨来看看三位明朝的当代人对此的记述。顾炎武称“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41]王士性谓“山阴、会稽……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42]冯梦龙说“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43]这里的胥算、胥办、衙官，指的主要是胥吏——明代官府中的小官，它们与幕僚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正是胥吏“皆绍兴人”、“无非越人”、“都出绍兴”这种盛况，为绍兴师爷这一群体的出现，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事实上，除了当官作吏之外，绍兴也是代出名幕的。章学诚认为，绍兴人“治文书、托官府为幕客，盖天性然也。”[44]文种、范蠡、计然，佐助句践成就了复兴越国的伟业；谢灵运、沈约，既是南朝的著名文人，又是重要的幕宾人物；虞世南被唐太宗李世民誉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都臻于完善的“五绝”；贺知章被人尊称为“贺秘监”；陆游一生相当长的时间为人作幕；元代的王艮由一般幕僚成长为朝廷任命的秘书官员。
绍兴人学律作幕，到了明代，更是大有人在了，嘉靖年间的徐渭就是典型的代表。人们更多知晓的，是徐渭的书、诗、文、画，其实他对于绍兴地方志也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作为幕宾，他对于抗倭平寇更是出谋划策、功勋卓著。“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上之。世宗大悦，宠异宗宪，宗宪益重渭。”[45]“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46]正是徐渭们辛劳、有为的作幕，为绍兴师爷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序幕，他们堪称绍兴师爷的源头。
清朝初期，绍兴师爷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其中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代表，似乎非沈文奎莫属。沈文奎（～），“为明崇祯会稽邑庠生。家贫如洗，又值世乱年荒，于是北游满洲。时满伐蒙，大营驻磐石，竟投满营，充教授轻（经）年者中文，兼行营文牍。蒙古平定，满军凯旋，建都奉天，开科取士，得连捷第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入汉军镶白旗籍。”[47]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沈文奎是为后来的绍兴师爷们树立了样板的。一是“游”，游幕；二是在教授工作的同时“兼行营文牍”，即后来的书启、挂号师爷的行当；三是“进士及第”，追求的还是功名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沈文奎称得上是绍兴师爷群体的发端。
雍正、乾隆时期，绍兴师爷地位日隆。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从建立国家机构、一统天下、稳定社会、发展生产等需要出发，采取了利用汉人知识分子的政策。而绍兴师爷也乘朝廷急需人才之机，凭藉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能官则官，能幕则幕，大出风头。这当中，邬思道无疑是杰出的代表。邬氏生于年，卒年不详，幼好学，有悟性，“习法家言，人称之为邬先生”。他在为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当师爷时，因替主人帮助雍正除去权臣而名声大振，以至雍正常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批语“朕安，邬先生安否？”其他督抚更是“争以厚币聘之”。[48]正是在邬思道的影响下，各地衙门竞相聘用绍兴师爷，绍兴师爷的势力迅速扩大，异军突起，形成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应付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和错综复杂的情况，各级官府对人才的需求急剧膨胀，这就为绍兴师爷队伍的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时，最著名的师爷，几乎都投效到了地方实权派和封疆大吏门下。如会稽县的章士杰为曾国荃的师爷，马家鼎为张之洞的师爷；山阴县的程埙为左宗棠的师爷，娄春蕃更是先后为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瑞方等的师爷。甚至被誉为“旧文学殿军”的李慈铭，为人桀傲不驯，一心功名，不屑为幕，但也有在同治六年张之洞武昌幕中襄校文书两月的经历。这一时期的绍兴师爷，既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所瞩目，也为广大的黎民百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