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8岁到42岁，著名作家巴金人生中的这一段“黄金时期”是在抗战中度过的。战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摧毁的是巴金和同胞们的意志。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巴金就坚定地表示：绝不能苟安，“只有抗战一条路”。他义正辞严地宣布：“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在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中，巴金创作了总题为《火》的“抗战三部曲”，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和《秋》。在民族危亡之际，巴金在尽着一位作家的责任，尽着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并满怀信心地期待民族的新生。
从“火”到《火》
那些大火恐怕一生都在灼伤巴金的记忆。
年，一·二八的战火在上海燃起，几日后，巴金匆忙从南京赶回上海。2月5日，他乘坐的武昌轮抵达上海时，他看到的首先是浓烟和烈火：“我站在甲板上，我仰起头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烟遮住了。这黑烟不住地向南扩张，一层盖上一层，快要遮蔽了整个的天空。炮声隆隆地怒吼，中间夹杂着机关枪密放的声音。许多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漫天的黑烟！上海真正成了一个大火窟。”（《从南京回上海》）
巴金已经不能回到他在闸北宝光里的寓所，那里是战争的重灾区。在那里，他曾住了三年多，写下《家》等经典作品，现在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多月后，他才有机会重返那里：“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书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的、绝望的呼吁（‘我们应该怎样做？’）以后，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海的梦〉序》）那一次经历，让他感到切身的屈辱，感到战争对自由和生命的残暴蹂躏。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对国家、民族和个人，他有了超出他原有信仰的思考。
五年后，巴金再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大火，看到城市在呻吟：
房屋成了灰烬，生命遭受摧残，土地遭着蹂躏。在我的眼前沸腾着一片火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火，火烧毁了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但这和我并不是漠不相关的。燃烧着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难的人们是我的同胞、我的弟兄；被摧毁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这一个民族的理想正受着熬煎。（《火》）
此后，巴金开启了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到广州，又回上海；再回广州，在日军占领广州的前夜逃出来，流落两广之间，又落脚桂林；后来，他的身影还出现在昆明、贵阳，又生活在重庆……每一段路都在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仅年冬天在桂林，他就经受日军对这座城市的四次大轰炸，其中12月29日第四次轰炸，那燃烧了一夜的大火令他印象尤深：“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燃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罢。”（《桂林的受难》）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这一次是那个古老的城市在焚烧了。许多人的生命，许多人的财产会跟着这场大火化为灰烬。爱、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烟云。散了，散了，一切美丽的东西全完了。”（《给日本友人》）战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摧毁的是巴金和同胞们的意志，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巴金就坚定地表示：绝不能苟安，“只有抗战一条路”。他义正辞严地宣布：“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控诉〉前记》）
和众多作家一样，巴金最重要的武器是手中的笔，抗战时期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该书分三部，仅从《火》第一部就能够看出巴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作的：年5月广州，在敌机的不断轰炸中，巴金写下小说前三章，后来因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写作。当年9月，他从汉口回到广州，续写了第四章，不久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巴金和朋友们离开广州。12月在桂林的大火中，巴金续写小说。年7月，蛰居“孤岛”上海的他，开始接着写，却又因租界里敌人的大搜查中断。后来，到了昆明，他才终于完成写作……从《火》最初出版到晚年重印，他对这部作品都不满意，认为在艺术上这是一部“失败之作”。然而，他又从未后悔写了这样一部作品，他认为，写这小说，为的是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勇气，巩固信仰，找寻未来中国的希望，“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火〉第一部后记》）在他看来，这是尽一位作家的责任，尽一位中国人的责任，在民族危亡之际，对此，谁都责无旁贷。
不仅仅是自己，巴金还团结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抗战初期，他与茅盾主持《烽火》（最初名《呐喊》）杂志，与靳以合编《文丛》杂志，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克服种种艰难顽强地出版，让心中不灭的熊熊火焰点燃同胞的抗战热情，从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巴金说过：“把个人的生命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个人也决不会死亡。”（《一点感想》）正是以这样的信心和意志，在天上有敌机的轰炸，地上是逃难的混乱人群，社会生活陷入停顿、混乱，物资紧缺，物价紧张……的环境中，巴金这一批可敬的文化人坚守知识分子岗位，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况下，还在写稿，编稿，跑印局，办刊物，把心中的火焰传递到中国民众的心头。在他逃难的简单行李中，曾经有杂志的校样，年11月25日在桂林为《文丛》第2卷第4期所写的卷头语中，巴金写道：“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写给读者[一]》）
从“祖国永不会灭亡”到新生
日军攻陷上海时，因为并没有对英、法、美等国宣战，于是，上海的租界区便形成一个不在日军管制之下的特殊“孤岛”，从年11月到年12月，这一时期持续了四年。由此，一批蛰伏“孤岛”的文化人，以各自的写作造就了特殊的“孤岛文学”。巴金曾有两段孤岛时期的生活经历，其间，他分别完成了《春》《秋》两部长篇小说，与之前的《家》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激流三部曲”。
在前方激战正酣之时，一向与时代主题紧密联系的巴金，为什么不直接写抗战题材的作品而去追述古老的家族故事呢？对此，巴金有自己的考虑：“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关于〈激流〉》）这种想法，与巴金独特的抗战观也有联系，在巴金看来，抗战不仅是双方争胜负的一场战场，也是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更新、重生的契机。不仅要“抗战”，还要“改革”，抗战只是一道“门”，跨过它还要往前走，最终掀起“社会革命”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亡：
我从没有怀疑过“抗×”的路。我早就相信这是我们目前的出路。我所看见的大众的路里就包含着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但是大众的路也并非简单的“抗×”二字所能包括。单提出“抗×”而不去想以后怎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且把“抗×”比作一道门，我们要寻到自由和生存，我们要走向光明，第一就得跨进这道门。但跨进门以后我们还得走路。关于那个时候的步骤，目前也该有所准备了。因为我们谁都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而且近年来欧洲大陆已经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例子。（《路》）
他以西班牙革命为例子说：“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因此，他认为应该提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公式主义者》）。救亡与启蒙（或自新），在巴金这里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这与某些学者认为抗战的“救亡”打断了五四的“启蒙”并不吻合，它说明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