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摄于年
巴金《秋》手稿
巴金参与编辑的刊物《烽火》《文丛》
巴金“抗战三部曲”《火》书影
从28岁到42岁,著名作家巴金人生中的这一段“黄金时期”是在抗战中度过的。战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摧毁的是巴金和同胞们的意志。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巴金就坚定地表示:绝不能苟安,“只有抗战一条路”。他义正辞严地宣布:“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在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中,巴金创作了总题为《火》的“抗战三部曲”,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和《秋》。在民族危亡之际,巴金在尽着一位作家的责任,尽着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并满怀信心地期待民族的新生。
从“火”到《火》
那些大火恐怕一生都在灼伤巴金的记忆。
年,一·二八的战火在上海燃起,几日后,巴金匆忙从南京赶回上海。2月5日,他乘坐的武昌轮抵达上海时,他看到的首先是浓烟和烈火:“我站在甲板上,我仰起头向天望。北面的天空被黑烟遮住了。这黑烟不住地向南扩张,一层盖上一层,快要遮蔽了整个的天空。炮声隆隆地怒吼,中间夹杂着机关枪密放的声音。许多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喊……漫天的黑烟!上海真正成了一个大火窟。”(《从南京回上海》)
巴金已经不能回到他在闸北宝光里的寓所,那里是战争的重灾区。在那里,他曾住了三年多,写下《家》等经典作品,现在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一个多月后,他才有机会重返那里:“我知道我的住所和全部书籍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听见几个中年人的彷徨的、绝望的呼吁(‘我们应该怎样做?’)以后,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海的梦〉序》)那一次经历,让他感到切身的屈辱,感到战争对自由和生命的残暴蹂躏。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对国家、民族和个人,他有了超出他原有信仰的思考。
五年后,巴金再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大火,看到城市在呻吟:
房屋成了灰烬,生命遭受摧残,土地遭着蹂躏。在我的眼前沸腾着一片火海,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火,火烧毁了一切:生命、心血、财富和希望。但这和我并不是漠不相关的。燃烧着的土地是我居住的地方;受难的人们是我的同胞、我的弟兄;被摧毁的是我的希望、我的理想。这一个民族的理想正受着熬煎。(《火》)
此后,巴金开启了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到广州,又回上海;再回广州,在日军占领广州的前夜逃出来,流落两广之间,又落脚桂林;后来,他的身影还出现在昆明、贵阳,又生活在重庆……每一段路都在经受血与火的考验,仅年冬天在桂林,他就经受日军对这座城市的四次大轰炸,其中12月29日第四次轰炸,那燃烧了一夜的大火令他印象尤深:“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燃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罢。”(《桂林的受难》)
“窗外又是一片火光。这一次是那个古老的城市在焚烧了。许多人的生命,许多人的财产会跟着这场大火化为灰烬。爱、和平、幸福、青春、希望,在半天的功夫全成了烟云。散了,散了,一切美丽的东西全完了。”(《给日本友人》)战火蔓延,吞噬一切,然而,不能摧毁的是巴金和同胞们的意志,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巴金就坚定地表示:绝不能苟安,“只有抗战一条路”。他义正辞严地宣布:“对于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控诉〉前记》)
和众多作家一样,巴金最重要的武器是手中的笔,抗战时期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该书分三部,仅从《火》第一部就能够看出巴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作的:年5月广州,在敌机的不断轰炸中,巴金写下小说前三章,后来因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写作。当年9月,他从汉口回到广州,续写了第四章,不久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巴金和朋友们离开广州。12月在桂林的大火中,巴金续写小说。年7月,蛰居“孤岛”上海的他,开始接着写,却又因租界里敌人的大搜查中断。后来,到了昆明,他才终于完成写作……从《火》最初出版到晚年重印,他对这部作品都不满意,认为在艺术上这是一部“失败之作”。然而,他又从未后悔写了这样一部作品,他认为,写这小说,为的是发散热情,宣泄悲愤,鼓舞勇气,巩固信仰,找寻未来中国的希望,“老实说,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火〉第一部后记》)在他看来,这是尽一位作家的责任,尽一位中国人的责任,在民族危亡之际,对此,谁都责无旁贷。
不仅仅是自己,巴金还团结更多的人拿起笔来。抗战初期,他与茅盾主持《烽火》(最初名《呐喊》)杂志,与靳以合编《文丛》杂志,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克服种种艰难顽强地出版,让心中不灭的熊熊火焰点燃同胞的抗战热情,从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巴金说过:“把个人的生命系在全民族(再进一步则是人类)的生命上面,民族存在一天,个人也决不会死亡。”(《一点感想》)正是以这样的信心和意志,在天上有敌机的轰炸,地上是逃难的混乱人群,社会生活陷入停顿、混乱,物资紧缺,物价紧张……的环境中,巴金这一批可敬的文化人坚守知识分子岗位,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况下,还在写稿,编稿,跑印局,办刊物,把心中的火焰传递到中国民众的心头。在他逃难的简单行李中,曾经有杂志的校样,年11月25日在桂林为《文丛》第2卷第4期所写的卷头语中,巴金写道:“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写给读者[一]》)
从“祖国永不会灭亡”到新生
日军攻陷上海时,因为并没有对英、法、美等国宣战,于是,上海的租界区便形成一个不在日军管制之下的特殊“孤岛”,从年11月到年12月,这一时期持续了四年。由此,一批蛰伏“孤岛”的文化人,以各自的写作造就了特殊的“孤岛文学”。巴金曾有两段孤岛时期的生活经历,其间,他分别完成了《春》《秋》两部长篇小说,与之前的《家》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激流三部曲”。
在前方激战正酣之时,一向与时代主题紧密联系的巴金,为什么不直接写抗战题材的作品而去追述古老的家族故事呢?对此,巴金有自己的考虑:“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关于〈激流〉》)这种想法,与巴金独特的抗战观也有联系,在巴金看来,抗战不仅是双方争胜负的一场战场,也是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更新、重生的契机。不仅要“抗战”,还要“改革”,抗战只是一道“门”,跨过它还要往前走,最终掀起“社会革命”才能真正挽救民族危亡:
我从没有怀疑过“抗×”的路。我早就相信这是我们目前的出路。我所看见的大众的路里就包含着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但是大众的路也并非简单的“抗×”二字所能包括。单提出“抗×”而不去想以后怎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且把“抗×”比作一道门,我们要寻到自由和生存,我们要走向光明,第一就得跨进这道门。但跨进门以后我们还得走路。关于那个时候的步骤,目前也该有所准备了。因为我们谁都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而且近年来欧洲大陆已经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例子。(《路》)
他以西班牙革命为例子说:“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因此,他认为应该提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公式主义者》)。救亡与启蒙(或自新),在巴金这里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这与某些学者认为抗战的“救亡”打断了五四的“启蒙”并不吻合,它说明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