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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拆盲盒的时代，你是否还懂逛旧货市场的快乐？那里的“物”，没有世俗观念中的价值，却被视为珍宝，因为它们无一不折射着过去的模样。
几年前，《生活月刊》杂志策划了”珍物“，邀请到名文艺界知名人士，讲述自己最珍贵的记忆与物件，重拾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本文摘选其中10篇，供读者在摊儿上云“捡漏”——李宗盛写歌词的笔、贾樟柯“茬架”用的酒、曹乃谦他爹砍鬼子的刀、黄灿然的养生保温杯……
听说恋旧的人是拾荒者，何妨，他们有金子般的心。
01
一把琴与一支笔，让我不再是工人
李宗盛
歌手
我的旧东西不但多，且大都保存完好。女儿的乳牙、口水巾。热恋时情人传真来的思念信、生日时送的一双胶鞋。小时候家里用的汤碗、娘给我亲手缝的内裤。十七年前在外地录音时路边工地捡的一块石头。高中联考二度名落孙山的成绩单。当然，还有几十年来部分歌词原稿。然后，就是这支笔了。
李宗盛的笔
我一直是个学习很差的孩子，十几年的学龄生涯其实只是一个不断被告知不会有出息的过程。可想而知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不合标准答案，是错的，是会被老师体罚的，往往当手上握着一支笔的时候，潜意识里意味着将要面对的是挫败和指责。应该是这样的原因，使得我对执笔书写这件事从来就是退怯，无自信。所以我放弃笔，拿起琴。而生命之吊诡在于我选择了怀抱琴，琴又指使我拾起了笔。幸好这一回合我略占上风。
现在回想起来，写歌创作对当时二十出头想尽办法避免回家送瓦斯的我来说，其实更像是在进行一种仪式。在体力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之后，一把琴与一支笔让我不再是瓦斯行的工人。琴与笔是我在创作的这个仪式中启动另一个灵魂，经营另一个身份，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法器。
这支笔对于我，就好比超人得装上最后一个神奇特殊的零件之后才可以大显神通一样。因为怕弄丢了，如今我已经极少带着它出门，极少人亲眼见过。
02
年轻时很悲观，生病后变成怕死
黄灿然
诗人、翻译家
这个杯子，我每天都带着，是一个朋友几年前给我买的。我收到这个杯子后，放了一年多，一直没有用。后来我开始重视中医的养生，要防寒，喝水必须喝暖的水，自己烧的开水，连公司里的水都不想喝——热水箱里反复沸腾的水不好。我就自己带水，这个杯子就用上了，每天都用，很适合我。偶尔出门旅行，更是大派用场。我睡醒之后要喝温水，睡觉前倒进开水，盖住，醒来后刚好可以一口气喝下去。
黄灿然的保温杯（摄影：RoyLee）
我重视中医的养生，有一个过程。我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有时工作着会突然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差点昏过去。我在《大公报》上夜班，当时除了翻译，每周还负责写一个版的深度报道，要看很多报纸杂志，工作量很大，饮食却不注意，连最起码的营养概念都没有，喝茶很厉害（喝茶很伤胃的），抽烟也很厉害。
医院检查，是植物神经紊乱，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问题，但它随时会来袭击，变成一种心理疾病，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会昏倒。这场病持续约两年，阴影则持续了十多年。我后来判断可能就是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差点从楼上飞出去。现在想想都会后怕。如果当时没有晕倒，再不小心一点，再过一两年，可能人就没了。
黄灿然
我记得我年轻时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大概活不过四十岁了。生病前很悲观和主观，且有自杀倾向。生病后变成怕死。一个人在三十岁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会开始珍惜生命。我也开始用眼睛来看，而不是用头脑思考，这很重要。我们的整个世界完全是建构出来的，我们的眼睛按照头脑的指示来看世界，但我们的头脑又受一个更大的头脑影响——观念、历史等等，控制着我们。我们的头脑是虚幻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假的。当你用眼睛来看的时候，它才是真实的世界。如果你能消除这种影响，哪怕只有一刻的清醒，你看到的世界就会不同。
采访：张泉
03
史铁生的打印机，字体远没我的好看
叶兆言
作家
我的电脑，说白了就是一个打字机，过去是，现在仍然还是。电脑升级换代很快，太快，非常快就落伍了。刚开始，别人听说我用电脑写作都很吃惊，很佩服，渐渐地，再吃惊的已经是，你居然还在用这么一个破电脑写东西。十多年以后，终于不得不换电脑了，是国产的方正，当时也算品牌机了，几个小伙子过来安装调试，对着旧电脑发怔，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古老的家伙，不仅老掉牙，连下巴也没了，感觉就像史前的恐龙。
叶兆言的旧电脑（摄影：祝君）
我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这个破旧的电脑上完成，说一句矫情话，美好的黄金岁月皆砸在了那锈迹斑斑的键盘上。到一大把岁数，才学会上网，才开始玩电子邮件，至今仍然还是个电脑菜鸟，可是我的打字速度飞快，从一开始，我就是使用五笔，为了将写字速度降下来，我常常只用一个手指头吊儿郎当地打字。打字快慢无关紧要，写小说其实很少会有思如泉涌，文学创作往往是个慢活，一般情况下，慢慢打字完全来得及。或许是太熟练，我发现自己的手比大脑想得还快。
记忆中，我总是在跟第一格的逗号和句号作斗争，从第二行开始整理，一遍又一遍修改。明知道文章最后发表，这样的状况并不会出现，电脑会自动校正，可是成了毛病，不改不舒服，不改不痛快，不改了就写不下去。过去用笔写作，只要出现错字，有了涂改，我会将稿纸撕了重写，现在改用电脑了，写错不怕，可是这个标点符号调整，花了相当多的工夫。
与旧电脑配备的还有一台九针打印机，今天说起来，都是古董级别，都可以当作收藏的文物。曾经与作家史铁生交流经验，他打印机的字体远没有我的好看，年代隔得太久远，我现在甚至都有些记不清结局，是寄给了他软盘程序，还是怎么样就不了了之。反正能记住的只是我们开始用电脑写信并打印出来，都觉得这样比手写更时髦。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河西
04
朋友聚会，就是热泪盈眶地酒后打架
贾樟柯
导演
我是山西汾阳人，当地有个说法，所谓“黑白两道”。黑是指煤，白指白酒。有时大家相互开个玩笑，就说，我们山西人就是要黑白两道。白酒是汾阳的支柱产业，也是人际关系里相互沟通的重要方式。
山西汾酒（摄影：刘一纬）
我跟酒的交道打得很早，据妈妈说，应该是五岁之前，来家里做客的朋友，用筷子蘸了酒给我喝，结果呼噜了一下午。差不多开始偷偷跟朋友喝酒应该是高中开始的，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最快乐的事，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喝酒。最夸张的一次是全班所有的男生，周末带了菜，在教室里喝酒聊天。县城成长起来的孩子，对酒很感兴趣，对赌也感兴趣，所以我们有句话说，酒越喝越厚，钱越赌越薄。我很怀念中学时代那些喝醉的时光，它代表我们对未知和未来的惶恐。那时我们一无所有，能够感动彼此的只有友情，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那么惧怕。
贾樟柯与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在山西
大概两个月前，《中央车站》的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来拍摄关于我的纪录片，他跟我一块回到我的老家。有天晚上，我请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吃饭，他也跟着一块去了。我们喝酒，喝很多酒：汾酒、竹叶青和红酒掺着喝，最后大家都醉了。这场聚会最后演变成一场热泪盈眶的打架。巴西导演紧张坏了，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制止呢？我回答他，因为大家打得都很愉快，这就是我们沟通感情的方式。
采访：吴晓初
05
外婆的黑辫子，变成了花辫子、白辫子
黛青塔娜
音乐人，HAYY乐团主唱
这串佛珠是外婆给的。外婆是个牧人，每天用茶水沾湿头发梳理出光洁的辫子，孩子、羊羔、马驹围绕她，她却总是平静得像一面湖水。外婆有着虔诚的信仰，在山谷间放牧时，用捡拾的一百零八颗柏树种子穿成了这串佛珠。
黛青塔娜外婆的柏种佛珠（摄影：朱墨）
外婆就像一只年长的老鹰，神秘宽广。母亲回忆说：她小时候外婆挺着大肚子，有一天独自将自己关在蒙古包里，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一个劲地敲门，外婆就是不开，等再开门时，她已经自己完成了生产，我的舅舅已经被包在了羔皮襁褓里。外公去世后，外婆独自一人承担起了所有家务、劳作、草场、孩子的婚娶。后来，她的大儿子早逝，外孙意外死亡，生死在她的生活里来回上演。外婆的黑辫子变成了花辫子，又变成白辫子，她越来越宁静，越来越安详，总是捻着松柏种子的佛珠，嘴唇随着默念的经文微动着。
外婆是我理想中的女人，在她的身上，柔弱、坚韧、高贵、宽广，都那样从容。晚年的外婆像一颗恒星，所有的儿女、外孙重孙都围绕着她。我们总有那么多悲喜无法承担。有时，母亲会因为家事向外婆诉苦，而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未听过外婆的抱怨和不满，外婆总是说：“当你忍不住要干涉孩子的事情时，就念经吧。”她似乎有一对巨大的翅膀包容着所有，爱了一辈子不说一个“爱”字，苦了一生不说一个“苦”字。后来，外婆把这串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用的佛珠送给了我。佛珠被外婆用得油润光亮，一个女人一生的祝福和祈祷都被她一颗颗捻进这些柏树种子里。
HAYA乐团
我后来去了很多地方。无论去哪儿，我都把外婆的佛珠带在身边，白天绕在手腕上，晚上放在床头。生命的轮回里，修行的路上永远都是独自一人，所以，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尽力完成这一程的功课，而外婆就是我的老师，让我迷路的时候想一想，问一问。我想，关于它的很多意义都是我自己赋予的。佛珠是个提醒，是个象征，提醒自己该怎样面对自己面对所有人，怎样去爱。在我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会想起外婆说，与其唠叨，不如念念经吧。
06
在东北是泥水匠，回上海当钟表工
金宇澄
作家
我最熟悉的地方，不是上海，是东北。我到东北农场混过7年饭，经常大雪封路，大兴安岭，雪灾一场接一场，我当时做泥水匠，落了大雪，也要走家串户，修烟囱，修火炕。每家每户，炕桌上面摆一只笸箩，放一叠卷烟纸，十几张黄烟老叶……雪实在太大了，这种天气，东北人是“猫冬”了——烤火，卷根黄烟，吃开水，吃瓜子，嚼舌头。
直到我回了上海，调到厂里，踏进钟表世界，不管生张熟魏，人人懂得校快慢，擦油，理游丝，调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我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讲钟、讲表，怕听滴滴答答声音。周围师傅师妹与我相反。印象比较深的是，秦师傅搬来一件东德GUB精密天文航海船钟，引得外车间不少人围观，议论纷纷，这座小钟，外套精致木盒，钟身、钟盖均是铜制，密闭防水厚玻璃，夜光读数，附带万向支架，即使船身历经超级风浪颠簸，摆轮一直保持水平运作，相当稳定，包括机芯、秒轮，结构极特殊。至于航海钟带进厂内的前因后果，包括之后车间陆续出现其他船钟，“报房钟”、“船舷钟”等等，具体记不得了，我只学到两个中国字：“船钟”。
年，金宇澄在上海古董店购入的史密斯船钟（摄影：章媛丽）
一九八〇年代初，香港开始渗透新式电子钟、电子表，本地钟表业走低，国企大量生产电风扇、洗衣机，无限制需求机械“定时器”，秦师傅因此调入“定时器研发组”。有一天，秦师傅对我讲：“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语气重点是“暴风雨要来了”。这句有名电影台词，外国地下党名言——南斯拉夫某某老钟表匠面对镜头，讲了这一串接头暗号，意味深长，背后满墙挂钟，发出滴滴答答声响……
造机械“定时器”，零件不算多，也千头万绪，厂内早年进口的瑞士钟表机床，匹配专业零件，难以转为他用，钟表业极其陌生的“注塑”模具，按常规金工来做，无法达到精度，面临情势是，厂产钟表，销售下滑，自做“定时器”，达不到行业要求，不少专业大厂，开始进口“定时器”……一切变化，就是秦师傅宁波普通话预测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以后，再以后，这些厂，这些师傅们，全部消失了。我做了编辑。
旧钟的记号，钢印，标识，油漆特征，底盘式样，钥匙，提手，样样沧桑。我曾经的熟人，台词，机器，画面，回忆，全部隐退了。上海是一块海绵，吸收干净，像所有回忆并未发生过一样。
07
第一次听摇滚乐，心跳得震天响，但一句也听不懂
苏阳
音乐人
大概是一九八二年吧，我十四岁，我们有一个很严厉的英语老师，她的课上我们都很规矩，没人敢交头接耳搞小动作，那就只有看小说了。我不知道是怎么把《星星》诗刊带到学校的，应该是我带错了书，没带小说，所以那天英语课上我实在无聊，只有偷偷翻开了这本《星星》诗刊。
九十年代的《星星》诗刊
《星星》诗刊当时在每期的后面，有一个叫《十二象》的讲诗的专栏，是流沙河写的，他没有急着讲诗，第一个象，他讲的是《易》之象，就是在《诗经》出现前，《易经》里面的象征手法的筮辞，由此说到中国的象征，到中国独特的兴象，中国的隐象、喻象、拟象等，后来他都归为中国的意象。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知道了王维，知道了刘禹锡，知道了“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知道了“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也知道了伊兹拉·庞德的“人群里这些脸忽然闪现；花丛在一条湿黑的树枝”。
看到他讲意象的时候，我才知道，噢！那些看起来很优雅高端的诗人，他们都是靠意象来闹事的！我抬头看着一脸青春痘的英语老师，她正在严厉地讲着某位同学一再错了的作业，但是我好像忽然多长了一双眼睛，已经知道了世界的一个秘密一样，偷偷自命不凡了起来。从此，我最爱上的就是英语课。但是《十二象》越到后面，越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可英语是一个多么严厉的课堂啊，靠偷看学不会的，所以，后面的几乎都没看懂，但是更听不懂英语课，无事可做，宁可看着《十二象》发呆。
一九九〇年代，摇滚乐来了，我走很远的路，说很多好听话借来录像带。我为之激动，心跳得震天响，但一句也听不懂，也没有办法学会让我倾心的琴技，更没有机会去看见那些让我激动的吉他手和歌手的灵魂。我开始后悔我当初没有好好学英语，好吧，那就只有用懵懂的热血和这双早都过时的眼睛，看过“醉里挑灯看剑”也看过英格威·玛姆斯汀，看过十一月之雨，看过恐怖海峡（Privateinvestigations），也看过Primus，也看过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之暗面》，就这样伴随和补偿木讷俗套的平庸日子。
演出时的苏阳
二〇〇〇年后，大街上到处都在展示新新世界新新时代的时候，中年的我开始接触民歌，有一首“花儿”（“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回族地区的一种民歌，实际上是一种高腔山歌。）这样唱：
阿哥连尕妹是啊哟，
一对的鸽子吗哎哟尾巴上连的是
噌愣愣愣愣愣，仓啷啷啷啷啷
扑噜噜噜噜噜，啪啦啦啦啦啦嗖——地响
惹人的哨子吗啊哟
“花儿”——《仓啷啷令》
噢！什么样的眼睛才能看到毛墩墩的眼睛和动弹的心！这双眼睛里的世界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却又顺着时间看了回去，仿佛又回到了十四岁，第一次看到流沙河讲的那些关关呼应着的雎鸠，他们在河之洲，却也在苍凉的山间，被山风吹得黝黑的窈窕淑女，虽不一定漂亮但是丰盛的生命，接受那些粗糙的君子，歌声撩拨。或许这一切，风马牛不相及？
08
我爹这把长刀，到底砍没砍过日本鬼子？
曹乃谦
作家
我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可他在六十三岁那年的秋天，一下子就不行了，在一九七三年的腊月二十三，他离开了我们。我们回老家把父亲安葬后，我妈决定把村里的三间房给了人。
就我的想法，我是不想把这房给了人或是卖了。因为我喜欢农村，我还想在自己的老家有自己的房，多会儿想回来住就多会儿回来住。可在我母亲的面前，我是没有表决权的。
我妈从大瓮背后抽出一把长刀，给了我。我妈说：“这个拿走。这是你爹打鬼子时候的钢刀。”我就用我穿的白孝衣，把它包裹起来，带回到大同。
曹乃谦父亲的刀（摄影：李振华）
这把钢刀不笨重，刀身的两个侧面，都各有着一条凹槽。我专门用尺子量了量，包括手柄，全长二尺八，刀身最宽处一寸半，最厚处有三个普通的铜钱厚。我还称了称，是我们家菜刀重量的三倍。无疑，这不是大砍刀，但肯定也不是玩具。我妈说，“你爹可会耍这把刀呢，耍得嗖嗖的，红缨带唰唰的。”我妈还说：“这刀的钢好。”她说，“那年有人想抢我们。你爹跟车上把这把刀猛地抽出来，一挥手，胳膊粗的树干，听不到个响声，就掉地了。吓得那几个人捩头就跑。哼，想抢爷，爷还不知道想抢谁。”
后来我才问清楚，我妈说的是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的事。当时我爹在怀仁当公社书记，我妈在我爹公社开了一片荒地种菜。秋天她跟我爹拉了一车山药蛋、白菜、萝卜等东西，步行着给我往大同送。路上有四个后生，手里握着木棒拦在当路，让把车留下。我爹从车上抽出长刀，耍了几下，把那几个人吓跑了。
我问她我爹拿这把钢刀砍过日本鬼子没，我妈说：“就你爹的身手，谁往上扑也没有给他股好的。”我又问了一遍，可我妈还是没说清我爹拿这把长刀，究竟是砍没砍过日本鬼子。后来我想，像这样的事，我爹是不会跟我妈讲到的。
刀身有些锈，看上去不美观。于是我就用银粉给刷了一下，亮闪闪的，是比原来好看了。但我妈说：“不好。叫你这么一刷给刷坏了，像是把假刀。”我妈这么一说，我真后悔。
09
盲人看不到邪恶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徐冰
艺术家
刚到美国那阵子（一九九〇年代初），我常往返于Madison（美国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和South-Dakota（美国南达科他州）之间，钱不多，就坐“灰狗”的班车。一天晚上，在Minneapolis（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换车，照样是占位子，放行李的人乱哄哄地挤在一起。灯光也特别昏暗。我旁边有一位妇女却始终坐着不动，腿上摊开着一本书。仔细留意，我才发现那是本“点字”书——原来她是位盲人。
我对任何读不懂的东西都有兴趣，觉得越读不懂的文字，就越给你一种美感，其实就是一种纹样、一种节奏。就和她攀谈起来，虽然我当时的英语非常差劲。也一定是我对“点字”太幼稚的问题，让她觉得我对她手里的这本书实在太好奇了。到了一个小站，她要下车了，她碰碰我，说：“这本书给你了。”我可不敢要，她说：“我读完了，不需要了。”
徐冰获赠的盲文书（摄影：刘一纬）
这本我读不懂的书，到现在我一直留着。年，我做了一个作品叫《文盲文》。“文盲文”三字分解后即为“文盲”和“盲文”。这件装置呈现的形式为一个阅览室和展示在阅读台上的盲文书籍。在这些书的封面上与原文无关的英文书名与原盲文书名叠印在一起。观众翻开内页全为盲文。这对一般观众来说是不可知的。同样如果一位盲人读者，他也不知此书封面给一般人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人群从同样的事物中却获得不同的内容。这件作品测验并讨论了文化的偏差、误读及掩盖性等问题。
做作品的期间我去过一所盲人学校。学校校长也是盲人，她请我们去她的家做客。我接触到的盲人都很善良。也许是他们看不到特别邪恶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的家里，也都没有什么家具，墙上也不会有画，就是家徒四壁，我想，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生活在精神世界中。
……
汉字决定了中国人是图像文化，是拷贝的文化。我们每个人一接受教育就是拷贝，把方块字模板一个一个拷贝在大脑里。每一个都是不变的，是整齐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特别强调图像的整齐感。比如说诗词是整齐的，五言七律是极其模版化的，视觉化的。而拼音文字是长长短短的，写出来的东西在视觉上和我们也是不一样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我们的视觉思维，更多是靠“看”来判断。而印度人、西方人思维不同；像我曾一起工作过的一位导演，他总是一边说一边思考，就是越说越来劲，一写思维就开始停滞。现在手机可以语音输入，他就很高兴。而比起来中国人一般不太说话，是图像动物。
我们的性格来自书写汉字，我想，以后由于电脑，人不写字而是敲字，这会使我们的文化成分慢慢发生改变。书法成为少数专业门类，会不太有普遍性，几代人下来会和其他文化性格更接近了。很多人讨论汉字危机。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性格会被稀释。当然，今天的生活中仍然有些人像禅修一样地每天写字，这可能也是在这个容易失去坐标的时代里，自己找到的一种平衡的方法。
采访：令狐磊、夏楠
10
写字由大到小，是一个人心相的变化
王澍
建筑师
说到钟繇字帖，是从二〇〇〇年开始临习。其实……这里有几个变化吧。
我开始对精微的东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