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花宝鉴》凡六十回，又名《怡情佚史》、《群花宝鉴》、《都市新谈》、《燕京评花录》。作者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石函氏，生于乾隆五十六年左右，卒于道光二十八年后（约—），为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另着有传奇《梅花梦》。是书创作耗时十二年，陈森为穷苦潦倒的文人。
《品花宝鉴》为一部视狎客为才子、优伶为佳人，以乾隆、嘉靖时期北京梨园为背景的浮生录。
名士梅子玉、优伶杜琴言相识相恋为小说叙述主线，名士田春航和名伶苏惠芳为副线，讲述十位梨园子弟自清自爱，却有恶棍潘三、魏聘才、奚十一等仗势欺人或者是倚财横行，杜琴言为了避祸只好躲进富贵权势的华公子府中，在徐子云等名士的帮助下，杜琴言先是成为高士屈道生的义子，后辗转被梅士燮带回与梅子玉一起读书。最后众伶得以脱离乐籍，转业为从事买卖古器的商贾。
梅子玉也娶一位外貌与琴言相似的娇妻，此后「内有韵妻，外有俊友，名成身立，清贵高华，好不有兴。」[1]
而小说另一条副线的田春航则是因沈迷于梨园，耗尽钱财后落魄之际，得到名伶之一的苏惠芳另眼相待，以金相赠，勉励其寒窗苦读，果不然此后高中状元，亦娶了一位与蕙芳面貌极似的娇妻，将苏蕙芳接来同住，以诤友相称。
《品花宝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由鲁迅确立：「若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盖始见于《品花宝鉴》，惟所记则为伶人。」[2]
将其置于狭邪小说的开端，以《海上花列传》作为分水岭划分出来的前期狭邪小说与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金瓶梅》、《红楼梦》存在着内在联系，有学者便将《品花宝鉴》与明清世情小说、清代梨园花谱做参照，发现同时兼具溢美及写实特质，并从人物描写的文体特性辨析出世情小说色彩[3]。
事实上清代杨懋建已经发现《品花宝鉴》继承明清世情小说写作笔法的端倪：
常州陈少逸撰《品花宝鉴》，用小说演义体，凡六十回。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晓，市井细人多乐之，……《红楼梦》《石头记》出，尽脱窠臼，别开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声，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红楼梦》叙述儿女子事，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陈君乃师其意而变其体，为诸伶人写照。吾每谓文人以择题为第一谊，正谓此也。[4]
杨说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信息：
首先他认为《品花宝鉴》采取坊间相当受欢迎的四大奇书所衍伸出来的「小说演义体」来写作，间接说明《品花宝鉴》与二十世纪文学所存在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将笔法上拉到《金瓶梅》以降写作传统的高度；
其次，先肯定《红楼梦》独一无二的艺术成就，接着话锋一转，认为陈森创作时《品花宝鉴》时，脱胎于《红楼梦》的笔意，最显着的部分就在于将大观园的众佳人替换成诸名伶。
有关于「小说演义体」的研究，目前已有学者提出相当具规模的讨论[5]，特别是李志宏从政治寓言的角度切入，从四大奇书的书写共性归纳出演义体在叙事的过程里，透过一系列事件的情节建构，深刻揭示历史兴亡盛衰的变化规律及其内在因素，进而从中寄寓风教之思；在个体方面，则经由历史变化发展中，对个人命运和生存定位进行深入考察。[6]
尤其是《金瓶梅词话》对于因各种人欲之贪的恶性膨胀造成政治纲纪废弛、人伦道德丧亡的事实陈述，预示对整个家国命运可能会走向毁灭之道的深刻观察。[7]
若连结到杨懋建的评论一起看，所谓的小说演义体最有可能师承的是《金瓶梅》，这或许也暗示了读者《品花宝鉴》的创作笔法正是承继《金瓶梅》勇于揭露现实，刻划人性的针讽笔法。
的确，《品花宝鉴》中许多被作者美化的名士、名伶，使得此书被视为溢美型狭邪小说代表作。
然而，被视为丑角，反映出社会现实丑陋一面的反面型人物也相当多；相较于名士名旦，这些以好色、贪婪、逢迎拍马形象刻划现实之丑的人物正是《品花宝鉴》的精彩处。
下面将通过与《金瓶梅》中的人物作比较，来看作者如何刻划这类人物，并从这些人物直视、批判社会现况。
《品花宝鉴》虽主旨言情，然而也有一些「纯叙些淫亵之事」的笔墨，这引发一些学者「颇多淫秽之笔」[8]的批评，诚如鲁迅所言：「记载之内，时杂猥辞」、「并陈妍媸」[9]，《品花宝鉴》在延续才子佳人小说及《红楼梦》等诗意而具美感的笔法外，同时也承继《金瓶梅》毫不留情揭开现实丑陋的面纱。
《品花宝鉴》所要揭露的有三个部分；
一、为了要与正面人物的「情」做比对，描述许多男色的买卖交易，极言男色之佳味，而这些倚仗财势荒淫无度的反面人物便是「淫」的代表。
二、《金瓶梅》中应伯爵等帮闲的形象相当成功，刻画出社会寄生虫的可笑嘴脸，而《品花宝鉴》在这个基础下亦塑造几个欺善怕恶，在富贵人家帮闲、欺压相对弱势的优伶的篾片。
三、揭露清朝的科举、买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
一、好色之徒的怪形恶状
从《金瓶梅》开头具有警诫含义的入话：「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个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关产业。」[10]强调「情色」乃诫「酒色财气」的核心。
因此小说中以相当多的笔墨描述西门庆罔顾伦理，在藏春坞中与仆妇宋蕙莲偷情、和名义上为干女儿的妓女李桂姐交欢，在性爱之前为所欲为，西门庆正是《金瓶梅》中宣淫好色的代表性人物，然而虽是从现实社会写因追求欲望本能而扭曲的人心，但是并非一味的负面批评，而是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如西门庆，他有凶狠残暴的一面：为了霸占别人妻妾，毒死武大郎、气死花子虚；更凭借权势，买通地痞官役将娶走李瓶儿的蒋竹山打到皮开肉绽。甚至为了霸占仆妇，陷害宋蕙莲之夫来旺儿充军，最后蕙莲之父因女儿缢死上衙门打官司，西门庆一气之下痛下毒手：
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骂道：「这少死光棍，这等可恶！」即令小厮：「请你姐夫来写帖儿。」就差来兴儿送与正堂李知县。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顺腿淋漓鲜血。写了一纸供案，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眼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来回话。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11]
两条人命就这样草草了事。此外，为了一只鞋，竟听潘金莲的唆使对铁棍儿拳打脚踢，任他口鼻流血躺在地上昏死了半日（第二十八回），连一个才十一二岁小孩儿都不放过，可见残暴如斯。
但是《金瓶梅》也写出西门庆色厉内荏的一面，虽然外人的评语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而西门庆的确是以马鞭毒打妾妇，藉此满足征服快感，然而我们也能看到他向妻妾下跪讨饶，卖好讨乖的一面。如西门庆与正妻吴月娘吵架后，无意撞见月娘焚香为他祝祷，为求和好，竟状下跪哀求示好：
西门庆见月娘脸儿不瞧一面，折跌腿装矮子，跪在地下，杀鸡扯脖，口里姐姐长，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说道：「你真个恁涎脸涎皮的！我叫丫头进来。」一面叫小玉。……小玉出去，那西门庆又跪下央及。[12]
这的确相当符合西门庆其中一个市井无赖出身的面貌，可笑的是与正妻下跪不说，为了贪淫女色，与李瓶儿的奸情被潘金莲抓个正着后，也立刻毫无羞耻地向爱妾下跪讨好：
听了此言，慌的装矮子，折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说道：「怪小油嘴儿，禁声些。……（潘金莲）骂道：「没羞的黄猫黑尾的强盗！……」那西门庆便满脸儿陪笑儿说道：「怪小淫妇儿，麻犯人死了。……今日教我捎了这一对寿字簪儿送你。」于是除了帽子，向头上拔将下来，递与金莲。[13]
可见为了一逞兽欲，西门庆可以说是寡廉鲜耻的完全抛弃自尊心。
尽管如此贪淫好色，内拥七位妻妾，霸占仆妇，外则狎玩妓女；然而对于李瓶儿的死，也表现出多情的一面，周中明对「西门庆三次大哭李瓶儿」做相当细腻的心理分析：
第一次大哭，主要是反映了他的悲痛已经到了悲痛欲绝的地步；第二次大哭，主要是表现了他的伤心，几乎到了伤心不已的程度；第三次大哭，则主要是说明了他的恼怒，由悲痛、伤心过度，发展到迁怒于众。这不仅一次比一次沈痛地反映了他的内心的感情波澜，而且还深刻地揭露了他的性格本质。[14]
通过心理描写，强化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并经由情绪的转折显示出源自于人物生平背景的潜在人格——因悲伤而随意的迁怒——「骂丫头，踢小厮」，不就是那个浮浪子弟、市井恶棍的性格本质吗？
《金瓶梅》不仅写出西门庆同时作为商人、贪官，结合官商贪污横行以强大自己的财产权势，亦描绘出其好色贪财、残暴凶狠、面对妻妾既无赖又多情的市井本色，把握住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而《品花宝鉴》中亦有几位着意描写好色之徒，其中特别于回目中标明的分别是〈一味歪缠淫魔色鬼〉的潘奇观（潘三）以及〈述淫邪奸谋藏木桶〉的奚十一，而他们的好色荒淫也导致后来的〈奚十一奇方修肾潘其观忍辱医臀〉及〈奚十一主仆遭恶报潘其观夫妇闹淫魔〉，作者于文中讥笑道：「他们两人总是同病相怜的，那个烂鸡巴，这个便害臀风，那个接狗肾，这个便掏粪门，那个断龟头，这个又抓鼻子。」[15]可说是藉惩戒淫色以宣扬因果报应思想的表现。
潘三的形象由作者以说话人的口吻跳出来陈述，相当符合才子佳人小说以来的脸谱画人物类型：
五短身材，一个酱色圆脸，一嘴猪鬃似的黄骚毛，有四十多岁年纪。生得凸肚蹻臀，俗而且臭。穿了一身青绸绵衣，戴一顶镶绒便帽，拖条小貂尾，脚下穿一双青缎袜灰色镶鞋，胸前衣衿上挂着一枝短烟袋，露出半个绿皮烟荷包。淡黄眼珠，红丝缠满，笑咪嘻的低声下气，装出许多谦温样子。[16]
从对潘三服仪装饰的叙述，我们几乎无法看出潘三是拥有三间银号的百万富翁，然而从「猪鬃似的黄骚毛」、「俗而且臭」、缠满血丝的淡黄色眼珠、低声下气装出谦温样子可以知道，作者为这个好色的人物外型描绘中加入了许多价值判断。
因此几次他对苏蕙芳毛手毛脚、恶心肉麻的举动后，都以苏蕙芳机智骗取钱财作结，中间的过程如将其灌醉后任其倒卧装疯，不但尿在自己裤子里又让陪客张仲雨吐得一身，如此具戏剧性的惩戒不断地出现，下面会提到。
而另一个财主奚十一仗财使气霸道的形象则是从魏聘才的眼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好个高大身材，一个青黑的脸，穿着银针海龙裘，气概轩昂，威风凛烈，年纪也不过三十来岁。跟着三四个家人，都也穿得体面。自备了大锡茶壶、盖碗、水烟袋等物，摆了一桌子，……。见那人的神气，好不飞扬跋扈，顾盼自豪，叫家人买这样、买那样，茶果点心摆了无数，不好的摔得一地，还把那家人大骂。[17]
奚十一是广东来的富家子，财大气粗，兼以身材魁武，不少人吃过他的亏，小说中主要描述奚十一仗势欺人，不仅使用一个有机关的桶子鸡奸不懂事的相公，还使气撒泼，一不如意就打人，众多名旦都吃过他的亏。
而小说中多次强调他荒淫无度，如饮一次酒，轮流叫春兰与巴英官两个进去淫乐，相当下作不堪。
因此第四十回、四十七回及五十八回就是分别叙述这两个好色之徒的淫报，不仅有断阳具、挖屁股、断鼻子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惨况，潘三因淫小和尚得月，也让自己带了绿帽子，作者用津津乐道的口吻幸灾乐祸，试图以因果报应之说做惩戒之大旨，可惜将好色荒淫的后果集中于个人巧合式的戏剧性安排，失去如《金瓶梅》般让淫棍西门庆、荡妇潘金莲因淫作孽；李瓶儿贪图淫色，死于崩漏之疾、春梅也因「淫欲无度」而暴死。
这些「淫」字当头坏事做尽的人接二连三葬送性命，以此告诫人们一个普遍价值观——「贪淫无好死、万恶淫为首」的教化力道。[18]
二、多种样貌集一身的帮闲
《金瓶梅》描写帮闲时是围绕西门庆为中心来叙述，所以应伯爵、谢希大、吴恩典等帮闲展现逢迎拍马、能说善道的本领，几乎都是诙谐逗趣的形象。
如有一回西门庆到妓院寻相好李桂姐，发现这个被他包占的妓女居然私下陪酒，一时「由不的心头火起，走到前边，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碟儿盏儿打的粉碎。喝令跟马的平安、玳安、画童、琴童四个小厮上来，不由分说，把李家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碎了。」[19]
在盛怒之下，连老虔婆的解释都不听，多亏应伯爵、谢希大、祝日念三个死劝才平息下来，赌气发誓不再上李家院来。
最后还是应伯爵收了李家的礼物，跪下死活地求才说动西门庆，看应伯爵等人在李家院如何逗的西门庆笑逐颜开：
应伯爵、谢希大在旁打诨耍笑，向桂姐道：「还亏我把嘴头上皮也磨了半边去，请了你家汉子来。就连酒儿也不替我递一杯儿，只递你家汉子！刚才若他撅了不来，休说你哭瞎了你眼，唱门词儿，到明日诸人不要你，只我好说话儿将就罢了。」……应伯爵道：「你看贼小淫妇儿！念了经打和尚，他不来慌的那腔儿，这回就翅膀毛儿干了。你过来，且与我个嘴温温寒着。」于是不由分说，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桂姐笑道：「怪攮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妇儿，会乔张致的，这回就疼汉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后娘养的？怎的不叫我一声儿？」……把西门庆笑的要不的。[20]
透过应伯爵的安排，钩丝引线地将事件及场景串连在一起，也将西门庆气盛财粗、贪恋粉色的阔佬形象，及妓女势利贪财、见风转舵的嘴脸表现出来。
应伯爵等帮闲虽然有陪衬主要人物的功能，但对于应伯爵本身的形象是隐写的，在多达四十回的描述中，对应伯爵的穿著打扮仅有「头上戴一顶新盔的玄罗帽儿，身上穿一件半新不旧的天青夹绉纱褶子，脚下丝鞋净袜。」[21]等寥寥数语，这一身努力翻新维持净洁的旧行头维持了他的体面，也相当符合他身为帮闲的身分。
尽管我们对应伯爵的长相面貌不甚清楚，但是通过言行举止的描写，以及西门庆、李桂姐、郑爱月儿等妓女，对于这些帮闲的逢迎谄媚、忘恩负义等人物性格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但或许是打诨插科人物，应伯爵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鲜少提及，少数一次他在第七十二回中教导优儿李铭帮闲的要诀：「他有钱的主儿，随他说几句罢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时年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放三分和气。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休说你们随机应变，全要似水儿活，纔得赚出钱来。你若撞东墙，别人吃饭饱了，你还忍饿。」[22]
讲出寄人篱下必须学会变通，以及不得不看人脸色的悲哀与无奈。
《品花宝鉴》中也有一个相当显目的帮闲角色──魏聘才，他同时拥有才子佳人小说中小人拨乱的形象，对于梅子玉跟杜琴言这一对扮演挑拨的角色，不仅在琴言面前捏造子玉移情别恋的形象，还因为琴言得罪自己而使计谋将琴言送入华府内；
然而早先寄寓在梅府时，又对梅家公子梅子玉百般奉承，看子玉相当留意琴言，所以在他面前讲了许多琴言的事情，又从华府带琴言去看望生病的子玉。可以说是扮演不同形象的角色。
魏聘才在第五十回完全退出小说前，在人物的人际关系及场景的切换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首先，琴言冰冷清高的形象在聘才谈话中出现，不但形成杜琴言脾气「又硬又冷」，不屈下就形象的定论，也奠下子玉对琴言爱慕的情丝。[23]
其次，奚十一仗财使气霸道的形象从魏聘才的眼中展现在读者面前：
好个高大身材，一个青黑的脸，穿着银针海龙裘，气概轩昂，威风凛烈，年纪也不过三十来岁。跟着三四个家人，都也穿得体面。自备了大锡茶壶、盖碗、水烟袋等物，摆了一桌子，……。见那人的神气，好不飞扬跋扈，顾盼自豪。[24]
华星北秀美出众的容貌等外在形象，喜好热闹繁华、盛大排场的性格也在魏聘才的眼中展现在读者眼前。
聘才探出身子一看，……见是个美少年，英眉秀目，丰采如神，若朝阳之丽云霞，若凡风之翔蓬岛，只好二十来岁年纪。看他穿着绣蟒貂裘，华冠朝履，后面二三十匹跟班马，马上的人，都是簇新一样颜色的衣服。接着又有十几辆泥围的热车，车里坐着些粉装玉琢的孩子，也像小旦模样。后面又有四五辆大车，车上装些箱子、衣包，还有些茶炉、酒盒、行厨等物。[25]
由以上可见，这个喜好到戏园串门子，与权贵结交的市井帮闲，因时常到戏园茶馆等公共场合游走，而有机会接触到流氓、和尚、权贵等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物角色，变成连接众多人物辐射关系图的支线之一。
相较于应伯爵一开始就活跃于西门庆面前，魏聘才这个帮闲的形象到华府才奠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迥异于以往小说中帮闲一昧逢迎拍马、打诨说笑的形象，魏聘才的帮闲之路则有转折的心路历程；
一开始的踌躇满志，以为进了华府可以轻易跟着主子享受荣华富贵，然而富贵人家人口众多，无法立即跃居于上位，而且相对来说，人际关系也变得相当势利复杂：
聘才极意要好，一概应酬，就华府内一只犬也不敢得罪，意思间要巴结些好处来，谁知赔累已多。府中那些朋友、门客及家人们算起来，就有几百人，那一天没有些事。应酬开了是不能拣佛烧香的，遇些喜庆事，就要派分子。间或三朋四友聚在一处，便生出事来，或是撇兰吃饭，或是聚赌放头。还有那些三小子们，以及车夫、马夫、厨子等类，时常来打个抽丰，一不应酬，就有人说起闲话来。[26]
陈森曾任幕僚，对于寄于他人屋檐下看尽人情冷暖而有所体会，魏聘才的经历何尝不是他的实际遭遇？富贵人家的人多口杂，要能够跃居要位，使主人另眼相待需要一些人情事故的历练，因此作者透过张仲雨传授帮闲收拢人心的要诀：
府里有个林珊枝，是他的亲随。……你先要打通这个关节，这关通了就容易了。还有那个八龄班，也是不离左右的，小孩子们有甚识见，给点小便宜就得了。……譬如你同华公子交接过了，你看他是什么脾气，喜的是什么样，恶的是什么样，自然是顺他意见。顺到九分，总要留一分在后，不好轻易拿出来。……打探他心上有一样两样喜欢的，就把这样去迎合他，献点小忠小信，没有一件事求他，他自然就放心了，……这叫做钓金蝉。至于为人虽要和气，也不可一味的脓包，……可应酬则应酬，不必应酬就不应酬；你应酬那不中用的人，被那要紧人就看轻了。[27]
可见这个帮闲也不是容易当的，除了要有眼力，收买主子身旁伺候的人，不要应酬不中用的人，以免被看轻以外；还要能够察言观色，迎合主人的喜好。
从这里可以看到对帮闲内心少见的心理描写，清楚写出帮闲生涯的冷暖自知，可以说陈森结合了过去的生命历程，将身为幕僚，寄居于门下的自身或看到的现况反映在作品之中，使帮闲的形象一别《金瓶梅》以来的打诨逗趣，别具不同的风貌。
三、买官与科举弊端
《金瓶梅》揭露明代当时黑暗的官场文化，并给与严厉的批判；说明明代中后期政治的极度腐败，根源于以金钱买卖官位的贪腐本质。
如第三十回中太师蔡京多次受到西门庆进献财宝的贿赂，为此便给了「空名告身札付」，安排西门庆于山东提型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连负责送礼来的来保、吴恩典都给与官职。
然而以贿赂晋升的官吏实在无法避免贪腐的诱惑，因此多次贪赃枉法之后被御史参了一本：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着。[28]
但仗权势贪财好色的西门庆并未被拿掉官职，而是经由再次贿赂，透过蔡京向皇上打点开脱罪证。显然作者所谓「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29]的现象在当时社会可以说是常态，而造成这些弊端的罪魁祸首正是腐败昏庸的统治者。
由于当权者卖官鬻爵，求官者以钱易权，官员的选任成了交易[30]，因此以大笔金钱得到的官位转身变成压榨民脂民膏的工具，以两句话来概论西门庆的敛财方式，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拼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31]
同时由于位居要官掌握权势，又因此而接受贿赂，谋财害命，可以说官职买卖的制度，彻底崩坏腐烂不堪的封建体系。
到了清朝，满清朝廷更是公然将买卖官职作为清朝选官的门径之一，《清史稿》中记载了清对于捐纳制度的详细施行情况，虽多次停止捐输，却又复因国库亏空而开启捐纳之门。[32]
因此在《品花宝鉴》中多次可以看到买卖官职的现象，其中奚十一便是从广东带十几万两的银子进京，要捐个大官，本要捐个道台，因进京嫖妓玩相公后凑不上来，只捐了个知州。然而捐官的人一多，候补候选的人也相对多，因此人人想要的肥缺又要靠银子打点关系来取得。
第三十三、四回中富三便是透过魏聘才做中介，经过唐和尚贿赂在吏部文选司的经承，取得湖北的肥缺，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唐和尚直白地说出这个交易的划算之处：
贵州一任抵不得湖北一年，……只要三千吊钱。若说这个缺，一到任就有两万银子的现成规矩，这三千吊钱算什么，核银子才一千二百两。[33]
三年一任，湖北一年便可捞回贵州三年的油水，贵州自然比不上湖北的富足，可见要透过捐纳谋得一官半职并不容易，资本要够雄厚，才能捐得官职后有机会到富足的地方当差。
根据资料的统计，由于候补的官员太多，僧多粥少，十几年得不到一个差委，因此倾家荡产、坐以待毙的大有人在[34]。
就连魏聘才也是捐官后在京城等了大半年，还是倚赖妓女玉天仙的嫖钱捐了分发到湖南。
像这样只要有钱就能买个官的情形，可以想见其中造成的国家、社会弊病：在上位者透过各种收贿将官位买卖出去，而被层层剥削，花了大笔银子上任当官的，自然也打精了算盘，磨刀霍霍准备向百姓要回这笔。
如张仲雨原本是九品又借钱加捐四千两升到六品，听见朋友「名利是一定双收，上司一定欢喜，就是百姓吃苦些。」的挖苦，也自道心声：
这倒被你猜着，若说将来不要钱，就是我自己也不肯作此欺人之语。况且我这个官，原是花了本钱来的，比不得你们这些有福之人，一出书房就得了官。我将来不过看什么钱可要不可要就是了。[35]
原是花了本钱买来的官，当然一到官就收钱，如此上下交相贼的情况下，国家的运作自然逐渐崩坏。
捐纳的缺失皇帝当然也知道：「第用人不可预存成见，登仕籍者只四样，满、汉、科甲、捐班而已，何途没有人才？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36]
然而在国家府库亏空之下，不得不饮鸠止渴。的确，捐纳的官员到地方搜刮民脂民膏后，又可以更多财富加捐官位，官位越高，越能把持权势，进而鱼肉乡民。《品花宝鉴》就毫不留情地指出捐纳到官后所形成的社会弊病：
东乡的捐了个卫千总，西乡的是亲兄弟。一个武举、一个武生，他手下的都是贼盗，他作个窝藏盗首，结交了东乡虎，包揽词讼，把持衙门，又有蛇、蝎二役勾连。我到任时，查三年之内已换了七任知县，盗案、命案共有二百余件。[37]
在「将本求利」的心态下，这些素不读书的官员与地方把势勾结，掌握着与人民息息相关的衙门，三年内积压的案件居然高达两百余件；而这尚不是个案，在《品花宝鉴》中除了以上人物以外，所提到捐纳以得官职的还有：张仲雨捐九品、潘三（潘奇观）捐了六品、杨梅窗捐九品候选、归自荣幼年夤缘得中举人，加捐了中书；
以上几个有的是在富贵人家中的篾片帮闲，其他则是品德操守无耻低劣的富商。而这类人担任政府官职，于百姓国家的荼毒可想而知，可以说，《品花宝鉴》描绘出捐纳官职在国家社会上所形成的巨大弊病。
清代的官吏问题不仅仅在捐班而已，就连正途的科举考试也是弊案迭出，根据记载：「每有家资富足文理平常之人，雇倩枪替怀挟抄袭在所不免。」[38]
对于这个情况《品花宝鉴》也有记载，如高品为潘三的女婿花中桂当枪手，一千六百两就卖掉一个举人，而归自荣则是应允一千两，请一个无法应考的丁忧廪生当枪手，中举后却避不见面，闹得人尽皆知，最后被革去举人并监押。
此外，还有夹带小抄等弊端，如李元茂恰巧碰见曾经做过的旧题目，所以直接抄先生改好的卷子，携带文件进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至于夹带的方式自古以来是花招百出，根据记载考场常见的方法有：
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不甚深究，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辄以石印小本书济之。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并以所携考篮、酒鳌与研（疑「砚」）之属，皆为夹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顶两层鞾底双屉者。[39]
由于进场搜检渐为宽松，因此考生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将小抄夹带进场，可见作弊的方式也是「精益求精」。
除了代请枪手、携带小抄外，还有一个科举弊端是冒籍参加科举。
《品花宝鉴》中提到：「元茂与孙氏昆仲都冒了顺天籍贯，府县考过了，到通州院考。」[40]李元茂与孙氏兄弟本文墨不通，怎么能通过府县考试呢？
关键就在于冒籍应考，顺天府属于大兴、宛平两京县，流动人口较多，籍贯容易混淆不易查清，因此成为冒籍考试问题最严重的地方。[41]
故对于一些才小低微，在当地名声不好的人，冒籍变成了考取功名的另一条快捷方式，因此这三个人才有机会通过地方考试。冒籍应考的另一个弊端，就是考生原籍不易辨认外，因为外地人冒充，容易出现除了冒籍同时也冒名的作弊情形。
总而言之，清代末年官职浮滥的情形相当严重，掌握财势就能把持政治，将官位作为市场上论斤秤两的商品；
此外，连正规的科举考试也出现许多漏洞，枪手、夹带小抄、冒籍等问题层出不穷，使得文墨不通如孙嗣徽这等虫蛀千字文之辈亦可荣登榜单之中，这不是「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磈礧于胸中而无以自消」[42]的作者陈森最沈痛的讽刺吗？
小结
《品花宝鉴》一方面承袭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以来的浪漫笔调、溢美人物形象，将名士、名旦视为才子佳人，特别以梅子玉、杜琴言、田春航、苏蕙芳等两对强调正情而不淫、贞而不移的情观，将怡园打造成让位居于社会底层的优伶得以暂时脱离现实歧视，并能与名士们谈诗论艺的乌托邦乐园。
另一方面则以充满世俗的口吻，沿袭《金瓶梅》讥讽社会现实的样貌。
因此表面上梅子玉与杜琴言如宝黛之间，坚贞不渝、为情憔悴消瘦；众名旦与名士在怡园如同大观园般风雅地联句作诗、宴饮行令时，同时，却也毫不留情地讥讽那些游走于梨园的帮闲无赖、暴发户等的好色嘴脸，指出清末社会中官职买卖所导致的社会弊端，当科举舞弊层出不穷的时候，如高品般被拒于门外的名士也只能为人做枪手，谋求生活之资了。
周作人曾说：「（《品花宝鉴》）书中除所写主要的几个人物过于修饰之外，其余次要的也就近于下流的各色人等，却都写得不错，有人曾说他写得脏，不知那里正是他的特色，那些人与事本来就是那么脏的，要写就只有那么的不怕脏。」[43]
的确，《品花宝鉴》并无意避开肉麻的闹相公场景，那些敬皮杯的荒诞景象栩栩如生，甚至连描绘男男性交「坐粪车」的形容都似乎太过于津津乐道了，然而就如同胡适所言：
《品花宝鉴》为干嘉时京师之「儒林外史」。其历史的价值，甚可宝贵。浅人以其记男色之风，遂指为淫书，┌甚至连描绘男男性交「坐粪车」的形容都似乎太过于津津乐道，不知此书之历史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耳。[44]
正是透过这些写实的企图，拼凑出清末士宦官场荒诞沉沦的行乐图，亦为二十世纪以来的人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以降的世情小说拉起了内在联系。
[1]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六十回，页。本文主要据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后刊本影印，收入《古本小说集成》之版本，以下引文悉以此本为主，如遇字迹不易辨认或明显错别字，则参考徐德明校注之版本（台北：三民书局，年1月）
[2]鲁迅着、周锡山释评：《中国小说史略（释评本）》（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年1月第1次印刷），页。
[3]胡衍南：〈《品花宝鉴》：狭邪小说或世情小说〉，《成大中文学报》第46期（年9月），页-。
[4]杨懋建：《梦华琐簿》，转引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年1月），页-。
[5]浦安迪将四大奇书视为一套「固定而成熟」的奇书文体，参见〔美〕浦安迪（AndrewH.Plaks）讲演：《中国叙事学》（ChineseNarrative）（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月），页24-25。李丰懋在其基础上，发展出「奇传文体」的说法，参见李丰懋：〈暴力叙述与谪凡神话：中国叙事学的结构问题〉，《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7卷第3期（年9月），页-。
[6]李志宏：《「演义」——明代四大奇书叙事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年8月），页。
[7]李志宏：《「演义」——明代四大奇书叙事研究》，页。
[8]徐德明：〈品花寶鑑引言〉，出自《品花寶鑑》（台北：三民书局，年1月），頁2。
[9]鲁迅着、周锡山释评：《中国小说史略（释评本）》，页。
[10]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年11月），第一回，页3。
[11]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页。
[12]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页。
[13]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十三回，页-。
[14]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台北：里仁书局，年2月），页。
[15]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五十八回，页。
[16]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十三回，页-。
[17]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回，页-。
[18]黄霖：《黄霖说金瓶梅》（台北：大地出版社，年6月），页-。
[19]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页。
[20]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页-。
[21]明兰陵笑笑生着，齐烟，汝梅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台北：晓园书局，年9月），页7。
[22]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页。
[23]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二回子玉听完聘才的话后，「这一宿就把聘才的话想了又想，又将车中所见模样神情，细细追摹一回，然后睡着。自此子玉待聘才更加亲厚。」页64。第三回子玉又向聘才打听琴言，暗自想道：「果然有这样脾气，这人就是上上人物，是十全的了。便呆呆思想起来。……这条心有些像柳花将落，随风脱去，摇曳到琴官身上了。」页-。第四回子玉又向聘才问琴言的光景：「聘才见他心甚注意，便改了口风，索性将琴官的身分、性气一赞，赞得子玉更为倾慕。」页-。
[24]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回，页-。
[25]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五回，页-。
[26]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十八回，页-。
[27]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十八回，页-。
[28]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页。
[29]明兰陵笑笑生着，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回，页。
[30]李娟：〈从世情小说《金瓶梅》看明代中后期官场〉，《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第12卷第1期（3年2月），页97。
[31]黄霖：《黄霖说金瓶梅》，页16。
[32]清史稿校注编纂小组编纂：《清史稿校注》（台北：国史馆，-年）〈选举七捐纳条〉，一百十九卷，页-。
[33]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十四回，页1-2。
[34]余育国、齐玉东：〈清末的卖官制度〉，《春秋》（年）第3期，页3。
[35]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二十五回，页。
[36]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市：中华书局，年11月），页-。
[37]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三十八回，页-。
[38]商衍鎏：《科场案件与科场轶闻》（香港：中国政经研究所，年7月），页10。
[39]徐珂編撰：《清稗類鈔》考試類搜檢條（北京：中華書局，年11月），頁-。
[40]清陈森着：《品花宝鉴》，第五十一回，页。
[41]张松梅、王洪兵：〈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4卷第5期（2年9月），页88-92。
[42]清陈森着：《品花宝鉴序》，页1-3。
[4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台北：龙文出版社，年6月），页。
[44]胡适：〈再寄陈独秀谈钱玄同〉，《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年8月），页-。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