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模范书局创始人、诗人、图书装帧设计师、雕版收藏家姜寻，年1月16日，在库房搬书的过程中意外身亡，享年51岁。
年，姜寻创立模范书局杨梅斜街店，致力打造了全北京最美的阅读空间。年，模范书局天桥艺术中心店开业（因疫情原因已闭店）。年，模范书局金融街艺术中心店开业（因疫情原因已闭店）。年，模范书局诗空间店开业，成为全中国第一间教堂书店，也成为了网友之间互相安利打卡的“最美书店”。年，模范书局源书坊、模范书局友谊书坊陆续开业。
姜寻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也让人不禁想起，十几年前在香港开“二楼书店”的罗志华同样意外离世。理想主义者的逝去总给人一种象征意味。请看“纪事君”年的旧作《殉梦书香——一个“二楼书店”小老板之死》。
青文书屋的主人罗志华
3月初的香港，冬意早已过去。
位于繁华街道的三联书店，正在开着一个追思会。会议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被凭吊的人。
这个人，生前穷困潦倒，赖以谋生的小店铺由于负债累累被勒令清盘；这个人，生前从未出版过只字片语。但是，还是这个人，死后被誉为香港的“文化推手”，在他去世后一个月，仍然有许多文人，对着他的照片，一遍遍怀念，一遍遍回忆。
照片上，一个理着平头，穿着随意的人，将一箱箱的书搬来搬去，背影宛然如生。这一箱箱书籍，陪伴他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最后，终结了他的生命。
追思会上，一位嘉宾的一句话，让在场的人们陷入了沉思——在这个时代里，被阅读的书，和阅读书的人，究竟是谁在为谁坚守？
01
葬身书丛
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二。
香港新年的气氛还没消散，街面上张贴着促销的海报，商场里挤满了牵手购物的情侣。维多利亚港湾里，来往的小轮渡张灯结彩，在波浪荡漾的海面投下绚烂的身影，映衬着港岛的繁华。
罗清华心里却一直七上八下地不踏实。整个春节一直没有弟弟罗志华的消息。她拨打过无数次弟弟的手机，却永远无法接通。就连除夕团圆饭这个全家人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约会，弟弟也没有露面。惹得老母亲反复向她追问。
“肥仔去台湾了。”每次，罗清华都这样回答。弟弟的朋友本来就有限，她问了个遍，只有一个朋友回复她，曾在2月4日和他通过电话。当时，罗志华正在准备参加春节后每年一次的台湾书展。随后，就再没了消息。
“究竟到哪里去了？也不和家里说清楚！”当时的罗清华有些抱怨。姐弟四人中，罗志华是家里的独子，自然会受到家人的加倍惦念。
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铃声对面，是警署。一个让罗清华震惊的消息透过话筒传了出来……
次日，香港本地报纸的港闻版刊出一则新闻：除夕夜前，某偏僻货仓“货物”倒塌，压死“从事货运代理的小商人”，事发14天后，才发现早已腐败的遗体。
新闻登在报纸角落里，全文只有字，两根手指就可以轻易地把它盖住。几乎所有读者，都是不经意地就翻过去了。
只有一些熟识的朋友相互通知，才知道更加详尽的始末——货仓里迎面倒塌的，是整整20箱书。被书埋葬的，是青文书屋的主人罗志华。
事情的始末并不长：腊月二十八，罗志华到货仓里整理存放已久的书籍，打算挑选一部分参加春节后的台湾书展。正当他登着梯子去够高处的书时，书堆坍塌，直泻下来，他被压在书堆下，后脑重重着地，当场丧生。几天之后，开始有异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尸体。
在那些天里，很多朋友寻找过他，但是手机总是无人接听，住处也没有人。罗志华的家人曾经想过要到放书的货仓去找他，但是根本不知道货仓在哪里。“他总是说，太小太破了，从来不让我们去”。
罗清华动过报警的念头，却被罗志华的朋友们拦住了，他们都习惯了罗志华的忙碌和没有章法。“肥仔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住了，一旦忙完肯定会和家里联络的。”朋友们都说，“如果打搅了他做事，按照他的脾气，一定会不高兴。”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爱书如痴的人，最后的结局，却是让书本变成了他的墓室。
02
青文书屋
罗志华这个名字，20多年来，一直和一间名叫青文书屋的书店联系在一起。
那间书店，真是可怕。不止一个去过的人这样说。
就连最明亮的正午，楼道里也都昏黑一片。一格格狭窄的楼梯用旧香港建筑常用的石板搭就，楼梯的边角都是崩裂的，每次走都要很小心。
进到书店里，四壁全是书，一直堆砌到天花板边上。书店里只余一条逼仄的过道，过道上隔三岔五地站着几个人，动也不动地低头专心看书——这样的看书人，香港人把他们叫做“打书钉”。
一个由学生自发发起的“青年文学奖”，是青文书屋名字的由来。
青年文学奖肇始于年，由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几所高校联合发起，每年选取最优秀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评授奖项。由于高校学生广泛参与，影响力逐年扩大。
青文书屋的创始人之一张楚勇，是第六届青年文学奖的筹委会主席。年，他和十几名青年文学奖获得者聚集在一起，掏出身上所有的积蓄，合股租下了湾仔一家写字楼的二楼商铺，开了这家名叫“青文”的小书店。
书店开张前，第五届文学奖筹委会主席陈庆源写下了这段豪情壮语——“我们有一个宏愿，要建筑一座坚固的大桥。桥的这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桥的另一端是通向人类终极的理想。我们坚信，文学能导人思索、发人深省，更能开拓人类的创造力，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建立理想的世界。”
几十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通宵达旦，徒步十几里路。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手起扫帚落，把一张张黏上热暖暖浆糊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
海报上的宣传语大气磅礴——“当青年燃点起文学，香港便有了希望。”
在狭小的店铺里，青文的一干创始人办征文，搞讲座，举行文学生活营，组织出版文集，在大学和中学里搞大型书展。网罗香港的杰出作家当评判，到台湾找到雕刻家朱铭为书屋雕出李白醉酒的奖杯，更跑去北京拜会朱光潜、沈从文、艾青等文化大师，把访谈内容刊成单行本。
那是一个追求理想的年代，青文书屋就此诞生。
青文书屋诞生的时候，恰好也是香港“二楼书店”最为兴盛的时代。
香港一楼底商的价格太贵，以小书店的力量远远支撑不起。很多书店店主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二楼以上的铺位。“二楼书店”因此得名。
而今，兴盛一时的“二楼书店”成了香港文化的独特符号。有人把“二楼书店”比作香港人的阅读习惯。如果这个类比能够成立，那么，青文书屋则是香港“二楼书店”的一个缩影。它既得“二楼书店”的风气之先，又记录了“二楼书店”从兴旺到凋零的全过程。
03
黄金时代
一个普通的下午，大学生马家辉站在了青文店主何月东的面前。手里拿着本弗洛伊德精装版，脸上带着些不安。
马家辉正在做一篇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论文，这本书正是最合适的参考读物，但是，多元的价格，他买不起，只好来找老板商量。但是能商量出什么结果呢？马家辉心里一点都没底。
没想到的是，何月东听完以后把手一挥：“没关系，你拿去复印，印好了再把书送回来。”然后皱一皱眉，“下不为例。”
年，时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的马家辉忆起当时的激情岁月，依然掩饰不住脸上的神往。“文学奖是延安，书屋是窑洞，从入口拾级而上就是我们的文学万里长征。”在别家书店还在为“打书钉”的买书人头疼的时候，青文却可以把一本价格不菲的书交给顾客拿去免费复印。
这时，是青文书屋的黄金时代。
青文开业的第二年，创始人们请来何月东主持青文书屋的日常事务。何月东之前自己开设一家南山书店，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二楼书店”店主。
承业不久，何月东便大展身手，暑期前在一百家中学举办巡回书展，使得青文名声大振。最火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能有一两万元，这绝对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数字。
当时，文史哲书籍非常好卖。青文书屋挑书的本领又确实独具只眼。这里卖经典，从柏杨、余光中、陈映真、殷海光到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也卖冷门，从青年诗歌到艰深哲学，德里达、福柯、本雅明……当时难以在其他地方寻觅到的一些书都在青文现身——“走向未来”丛书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和内地几乎同步开卖，售价是人民币标价的十倍，却依然几次断货。屡届青年文学奖的手制单行本文集一再扩印，最高时再版一万册，不出一年便轻松售空。
当时的青文，书店的面积约有三四十平方米，文艺青年们挤进挤出，在狭窄的天地里聊着无垠的话题。聊得兴起时，几个人席地而坐，高谈阔论，一聊就是一整天。
不过，就算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要落实一干理想主义者的宏愿，其实是谈何容易。
“参与文学奖的弟兄姐妹，个个都是君子。但君子却也有意见不同、策略相左的时候。”张楚勇记得，那个全靠理想凝聚的群体一旦在理念上出现分歧，便直接导致分道扬镳。加上大学毕业后大家都难免要各奔前程，书屋的创始人便陆续交出了股份。
张楚勇本人年时远赴英伦工作，售出了在书屋中的所有股权，从此再没有参与青文的事务。直到他年举家回港时，发现承接经营青文的，已是之前并不认识的罗志华了。
04
罗志华
罗志华接手青文书屋，是在年。
那一年，青文的创始股东们决定把股份全数转卖，参与竞价的，最后只有罗志华和何月东两人，价高者得。何月东开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价码，但罗志华的出价却高出两成还多，书屋从而易主。一直到青文倒闭的那天，罗志华都占有超过90%的股份。
从胜出那一刻开始，罗志华便背上了不小的经营压力。对此，姐姐罗清华是这样解释的——罗志华不是要恶意竞争，而是他太喜欢青文，又对数字没什么概念。
罗志华接手后的青文，有了一个微小的变化。
青文开展了订书的业务。往来其间的熟客如果听说最近有什么好书，可以直接向青文订货。客人下订单的大多是一些冷僻难销而又价格不菲的书籍，除了青文，恐怕在香港再找不到一间书店愿意这样不惜成本地四处寻找。
有人说，罗志华接手后的青文和以前有些不同，举办文化活动少了，各项服务业务却多了。或者这样说，青文的理想化色彩少了，却成了一家更纯粹的书店。
确实，尽管20年来一直在和书打交道，但罗志华从来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发表文章，更没有著书立说，只是默默地做着一间小书店的经营者。
这也许因为，罗志华只是一个连高中都没有念完便辍学回家的人，他从不曾视己甚高。
罗清华清楚地记得，弟弟从小都是个认真努力的好学生。可是，16岁那年，他突然决定辍学，任谁劝也都没有用。“本来以他的分数，是应该可以念香港大学的。”
当时，罗志华的理由很简单——念到历史书时，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让人不开心，华人觉得在香港没什么发展空间。而望向现实社会，也会发现读书人身价不值几文，生活日新月异的，都是生意人。“念书根本没有用”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想法。
辍学后，罗志华的第一个职业是去三联书店当店员。刚刚工作的罗志华，在同事们的印象中是个内向得近乎木讷的人。有一次，有个买书人违反书店规定，在店里喝饮料，罗志华一直跟了她两层楼，却不敢过去讲话。直到这个买书人看到身后满脸涨红的罗志华，才恍然大悟，把饮料扔掉。
所以，在听到罗志华去竞价经营青文书屋的消息时，不少三联书店同事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
旧同事们心照不宣地对青文的未来并不看好。当时，青文月收入约在七八千元左右，除去租金水电后所剩无几。
更让人担忧的是，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对青文不利。青文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一些别无买处的好书，和青年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单行本。前者主要是从内地进货，后者则是香港的本土力量。
待到罗志华接手还不足一年，内地的人文社科类丛书数量突然大减，进货渠道也出了问题。而最早致力于青年文学奖的那批人陆续离去，青年文学奖在高校里的影响力渐渐淡了下来，单行本再也没那么好卖了。
05
昙花再现
在很多人都相信已经看到了青文书屋的衰败迹象时，罗志华这个没什么经济头脑的经营者，却以一己之力，迎来了青文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他的方法很简单，青文取得了出版社的牌照，由一家单纯的书店发展为兼办出版发行的多元体。一边用出版扩大书屋的影响力，另一边，又把在装帧、校对、出版等环节取得的收入全都贴补进书屋的日常经营。
青文的这个变化，使得它在一众“二楼书店”中显得卓尔不群。“二楼书店”本就是小本经营的代名词。由一个小老板进化为独立出版人，罗志华的举动在当时的香港极为鲜见。
在香港出书，出版社是纯粹的商业机构，畅销书作者炙手可热，但一些冷门的书刊哪怕是苦心经年写出，也很难有出版社答应为其出版。
在罗志华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订装、一人搬运的“一人主义”之下，陈云、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这些今天依然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作家出版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
在青文出书，既是乐事也是苦事。游静，从中学时期便开始上青文“打书钉”，后来自己写作，把书稿拿给青文出版。出版一本，和罗志华吵一本。为什么每本书的封面都长得一样？为什么不像别家出版社那样做丰富的销售宣传？有个性的作者遇到有个性的出版人，每每火花四溅。
但是，青文也有青文的好处，罗志华很少修改内容。只要是他看中的书，作者可以参与设计、排版的全程，还可以自己把书稿拿回去校对。而别家出版社恨不得连标点符号都过问，哪能开出这样宽松的条件？作者们对青文爱恨交缠。吵归吵，供稿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甚至有的人倒贴钱，也要把书给青文做。
时至年代，不得不否认的是，属于青文和其他“二楼书店”的黄金时间，已经毫不回头地绝尘而去了。
有一个事实，不得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尽管内地和香港有着迥然不同的发展环境，但两地在阅读市场上却有着相同的脉络——文学类书刊在上世纪80年代迅速兴旺，又从90年代起迅速衰落。
此后的图书市场不可说不好。旅游图书、八卦杂志总是高居畅销榜的前几位，动辄卖掉几十万本。只是，读者依然，口味却变了。对此，马家辉用一句不失诗意的话来概括——每一代人，都会有一种文化形式去承载他们的理想。而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代，选择文学。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湾仔、旺角、铜锣湾由过去充斥大排档、杂货摊、戏院的市井地，逐步发展成为繁华的世界级商业窗口。楼价也飞速攀升，仅以年的楼价为例，便比十年前高出十倍以上。此外，大型连锁图书卖场接连开张，小本经营的“二楼书店”生存状况愈见窘迫。
于是，各家书店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促销方式。有的店铺，卖起畅销的旅游参考书；有的店铺，辗转从内地进货简体书刊和杂志；有18年经营经验的洪叶书店，尝试引入免费咖啡、沙发座椅；经营超过20年的乐文书店，腾空半间店铺，让给了来自内地的正版光碟，比港版售价足足低出三成……尽管一次次苦心变身，不少“二楼书店”依旧难逃关张的命运，也有一些终究得以在夹缝中继续生存，却早失去了初创时的原貌。
青文却还是老样子。
年起设立的香港双年奖，是支撑青文的一大动力。
香港双年奖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创办，成立的目的就是为鼓励香港本地作家写作，奖项分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和儿童少年文学五个类别，每个类别各设双年奖及推荐奖一名。年，又加入香港艺术发展局作为合办单位，影响力更著。
奖项设立后，青文书屋出版的书籍便成为座上常客。在已评出的九届双年奖中，青文出版的书拿到了12个奖项。
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还属年至年间由罗志华策划并推行的《文化视野丛书》。这套丛书以文学化的笔触梳理和厘清了当时香港人的各种思想趋向。直到今天，一些社会学者还会在这套丛书的字里行间中研究九七临近时的港人心态。再加上装帧设计风格独具，在各大书店的书架上很是瞩目，销售数字也格外出色，几经加印都告售罄。
青文，像朵微弱的小火苗，能够跳动多久，谁又能说得清呢？
06
一人战争
年，青文书屋里摆出了一本本《青文评论》。打开这本薄薄的文学评论书，书页间夹着漂亮的全彩色拉页，印满了诗作。
这本印制讲究的《青文评论》，耗尽了青文最后的一滴生命力。
从年开始，罗志华承印了八期由叶辉、昆南和廖伟棠主办的《诗潮》。还出版了《青文评论》用来发表各种文化评论，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装订，一人搬运，苦苦撑持，出版了13期。
用复印机，是因为当时的青文已经在印刷厂欠下大笔款项，没有印刷厂再接青文的订单。罗志华便把作者交付的诗歌制作出薄薄的单行本。如果有人想要，可以当场复印一本直接买走。
在最后四期《青文评论》上，罗志华用最后一点钱租了彩色复印机，后来，从财务上显示，彩色复印机的租金和这两本刊物赔掉的钱，是压垮青文的最后一根稻草。
香港作家叶辉记得，罗志华向他说过自己的想法——他非常欣赏台湾诚品书店出版《诚品阅读》免费供读者索取的方式，另外，他估量香港的大书店绝不会做这种赔本买卖，便独自以最低廉的成本出版了《诗潮》和《青文评论丛书》。“如果说在零售上他无法跟大书店竞争，起码在出版上，他做了一件连大集团也做不到的事。”叶辉说，“在我看来，那是一场很不公平、也很不聪明，但非常了不起的‘一人战争’。”
在别家“二楼书店”已经腾出大半空间用来销售DVD的时候，文学书始终在青文坚韧地唱着主角。书屋自行出版的书从初期的四五种增加到三四十种，书店里又无法再腾出空间，罗志华便索性将新出版的书层层叠叠地堆在书架前，经常有读者因为书籍杂乱颇有微辞。
罗志华没日没夜，只是埋头在收银机后面，穿简陋的T恤，戴厚厚的镜片，连吃盒饭都不出来，忙着编书、校对。客人来了，爱理不理；书乱了，也爱理不理。朋友劝罗志华好好经营，要不就干脆转型。他却说，懂书的人，乱也自然会来。
不过，客人却越来越少了。几年来，处于昏暗楼层的青文书屋不知换过了多少只灯泡，但出现在罗志华面前的顾客却总是那些面容，无非是年复一年，多了皱纹，少了头发。
而罗志华依然坐在他的书堆中打计算器。他还在努力钻寻生存空间——新近出版的《好黑》、《宁静的兽》等几本文学书，刚刚又在年获了第六届双年奖。
有时，罗志华也会向熟客抱怨生活的不便——没钱交租、缴不出话费被强停手机、要到偏僻的公共浴室洗澡、找到一家便宜饭店，一份盒饭只卖十元，但要走很远……
07
“轮到你撑不下去”
“这几天我在收拾，发现你还有一些书在我这里，这个星期你一定上来取，否则要去大角咀找我。”年8月31日，潘诗韵的电话里传来罗志华的声音。大角咀，是青文货仓的所在地。
“轮到你撑不下去？”潘诗韵问。
“业主收楼，没办法。”
听到电话，潘诗韵并不惊讶。无论对于罗志华，还是任何一位踏进青文书屋的读者，这个结局，似乎早已预见。
“昔日上青文为得悉文化信息，今日上青文是为怀旧。”进到年，一位读者在青文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书店面向入口的一列层架，其摆书的次序以至部分书籍及其位置，竟与我年初访时无异，许多新书已成旧书，连图书馆也未必有，像八十年代一些标价人民币0.52或0.81元的书仍放在青文的那一列书架上，像一座无人的博物馆。”
与此同时，朋友们接到罗志华越来越密集的电话，主题无非一个——借钱。门市、出版、发行……诸多业务，青文开始拆东墙补西墙，窟窿却越堵越大。
罗志华不善经营的头脑还依然故我。一次，他打电话到朋友游静处，嗫嗫嚅嚅地借钱。游静跟他开玩笑：“不如这样吧，你把存书卖给我。”电话另一头，罗志华立刻大为兴奋，仿佛觉得书屋前途有亮，转手之人也不负存书：“好呀好呀，我三折卖你怎样？”听到这个回答，反而是游静啼笑皆非：“三折哪里像话，最低也要五折才好。”
最终，马家辉成了青文书屋的最后一个客人。下午，马家辉接到了罗志华的“你还约好一套《钱钟书全集》在我这里，快点来取，明天就要关门啦。”
傍晚六点，马家辉准时出现在青文书屋，罗志华正在打包书籍，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为什么不来个清仓大甩卖？”马家辉问罗志华。这是多家“二楼书店”关张前的最后一课，反正已经资不抵债，存下的图书如果不减价清仓，也只好当作废纸卖掉。“卖你个死人头。”罗志华毫不客气，“我把书全部搬去货仓，等有机会重新开店时，再来卖过。”
在青文最后关门之前，马家辉找到了黄永玉的一本旧作《老婆呀，不要哭》，摘录了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的几十首新诗。书名怪，内容更怪，文字的直率恐怕连黄老先生此刻自己读来都会脸红，但淡黄色的封面异常雅致，再翻开书页，原来是黄永玉自己设计的。更让他惊喜的是22年前出版的《第九届青年文学奖结集作品》，里面宛然有马家辉的名字，也有张小娴、何良懋、王良和……这些现在在香港文坛已经各擅拥趸的人，在这本书付印的时候，刚刚走上文学这条路。
拎着两大包书，马家辉有些黯然地走下楼梯。罗志华同样连眼皮都没抬，他正忙着用螺丝刀卸下招牌，小心地抬到店里，再仔细抹干净。
留下记忆的不仅是买书客。当天晚上，潘诗韵往书店找罗志华，约好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再谈：“书店现在乱七八糟，不合去。”
吃过饭，走在往公园的路上，罗志华不断给潘诗韵介绍路过的行人:“这个姐姐是书店的熟客，由中学到现在工作，可说是看着她长大……这位阿姐在附近24小时的麦当劳当夜班，平日我在书店工作整理新书到半夜，去买宵夜时总见到她……”
走回书店，看门的老伯看见罗志华一个人搬书桌，并不马上上前帮忙。多年来，一手包办似乎已成为青文的特色。
25年后，青文终于在年夏天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句号。
08
最后的纪念
如果在这个时候，再提及香港双年奖，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不过，偏巧就有这样的事情。年11月16日，在青文书屋已经关张15个月之后，两本由青文出版的书，获得了第九届香港双年奖新诗组和小说组的两项大奖。
在此之前，为了参与评奖，这两本书费尽周折。
青文书屋在停业之前，已经宣告破产，欠下印刷厂和作者版税等大批资金。罗志华想尽办法留下了20箱旧书，但大部分新近印刷的书全部以废纸的价钱，被质押在仓库里等待变卖还债。
其中，就有后来获奖的诗集《飞天棺材》和小说《滴水观音》。
“飞天棺材”，是香港人尽皆知的一个比喻，用来形容街上横行无序，不守规则的小巴。这些小巴往往开得飞快，人们明知危险却又不得不坐。爱恨之下便给它起了个“飞天棺材”的别号。在双年奖获奖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