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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2/11/21 19:26:00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人称王阳明。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征战,是罕见的全能大儒。视觉中国供图

“王阳明是谁?”

这谁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提“致良知”的圣人吗?不就是那个立德立言立功都第一的“明朝一哥”吗?不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让日本大将*也“一生惟拜”的传奇战神吗?

“我不是这个样子!”

分明听到王阳明一声断喝。

哪来天生的圣人?我只不过是个肯下笨功夫的庸人;哪来不朽的“第一”?我只不过是个有血有肉、愈挫弥坚、知行合一的普通人;哪来无敌的“战神”?我只不过是一位和你一起切磋践履“心学”的师友和战友:为什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我们正在出品筹拍电视连续剧《天地人心·王阳明》,就是小心谨慎,不乱拍阳明先生马屁,如果把阳明先生当作一位可亲可爱的师友,相信阳明先生会开心快乐起来,真诚传习,娓娓道来!

听听王阳明穿越年分享的六堂人生课吧!

第一堂课:立志而圣则圣矣

“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这是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一句话。当时王阳明九死一生被贬到贵州一个穷荒之地做驿丞,但他依然讲学不辍,无论来的是学者官员,还是汉苗贫民,王阳明都真诚相待。其中,围绕“立志做圣贤”展开的一次次传授、交流,常常令来者乐而忘返。

自顾都不暇,温饱尚不足,哪还有这等做圣贤的心事?这恰恰是王阳明过人之志,因为在他心中:人人皆可成圣贤。

他的一生中因为坚持这个当时的“异端邪说”,受过包括自己学生的讥笑和误解。

比如,个性极傲的学生王艮一直不屑此论,一次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

王艮刻意用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王阳明微微一笑,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王艮尴尬一笑:“都是圣人。”

王阳明点头说:“对!人人都是圣人,谁也不比任何人差。”

王阳明虽然追求做圣贤,却反对自以为是,把“圣贤”挂在口头上居高临下教训人——被教训的“人家”也是圣人啊!若把人家当愚夫笨妇,自己也要成愚夫笨妇,平等无欺。如果扛着个“圣人”去给“俗人”讲学,“俗人”会吓跑,还有谁能用心来听?又有谁能信而学、学而做呢?

这位王艮后来对老师心服口服。对于这位充满怀疑精神、不求得真理不罢休的学生,爱才惜才的王阳明感慨地对学生们说:“当年我在抓住叛乱的宁王朱宸濠时,内心连一丝波动也没有,今天却因为这个人而感动了。”

还有一位学生想“将”老师一*,指着门口正在拔草的农夫说:“你说人人都可成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也算吗?”

王阳明平静地点点头:“尧舜拔草也不过如此!”

是的,对于王阳明来说,做圣贤的目的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发现内化于心的本有良知的过程,通过读书学习致得自己的良知,并按良知行事,哪怕是诚外无物地拔草,也都是圣人或君子。

身为状元之子,王阳明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

与时人不同的是,他读书学习却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因此还被父亲揍过一顿。王阳明11岁在京师读书时,曾问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私塾老师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却并不认同,认为“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此话传到父亲王华那里,问:“你懂什么叫圣贤?”

小王阳明答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就是圣贤。”

王华说:“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梦话,你怎么就当真了!千年才出一位的圣人,你怎么能比?”

小王阳明反驳道:“怎么就不能比?大家都是人。”

状元父亲哑然沉思,从此不再笑话儿子。

如何才能实现“读书学圣贤”?王阳明开出的良方是:先立志。

这也不是突然就顿悟出来的。

王阳明青少年时期是顽皮的,比如爱玩游戏,用怪鸟捉弄家人;在京城读私塾来回的路上(就是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留恋往返于市井街巷;15岁带着好奇心跑到塞外骑马练箭、观察边防;等等。

虽然王阳明“玩”得各方面都小有所成,但他觉得这与自己立志读书成圣之路有所偏差,也曾产生过思想波动,继续在书内书外拜师访友。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阳明遇到了一位对他人生起关键作用的人物——理学大师娄谅。

王阳明在请教娄谅的过程中,被娄谅一句话点醒——“圣人必可学而至”。

通观王阳明的著作,君子之学,又叫圣学、圣人之学、圣贤之学或正学,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

在写给弟弟王守文的《示弟立志说》中,王阳明提出“夫学,莫先于立志”,“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

但立志读书学圣贤并非易事,“夫立志亦不易矣”。

一旦立下志向,必须经过后天磨练。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也是通过后天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按王阳明的见解,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大多数人因为被圣人光环吓唬住,不敢去做,很多人都和成为圣人失之交臂,而王阳明却立志要做圣贤,慎终如始,知行合一,无怨无悔。

比如王阳明迫于父亲压力,也迫于前路迷茫,还是参加了科举考试。依王阳明之才本该高中状元,可能因为年少恃才有些高调惹来非议吧,终与状元擦肩而过。不过,他自己倒是毫不在乎:“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比如王阳明在学习探索圣贤之路上,经过“五溺”的挫折弯路,也是挫愈多、志愈坚。

湛若水是王阳明的生死之交,他说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湛若水指出王阳明“五溺”的“溺”是沉迷之意,过了头可能会玩物丧志。一是沉迷于游侠,二是沉迷于骑马射箭,三是沉迷于辞章之学,四是沉迷于道家神仙学说,五是沉迷于佛学。

蹉跎了20年,王阳明直到35岁才归正于圣贤之心,就是阳明心学,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使命和方向。可以说,“五溺”之旅非但没有影响他的成圣路,反而帮助他完成了积淀过程,从而才有了日后的一朝顿悟。若“沉迷”是一种中道而行的专注就有价值,人生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

在王阳明看来,掌握了圣人之学的秘诀,只要立志去求,便能达成目的。“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教条示龙场诸生》第一条讲的便是立志。在《启问道通书》中,他也主张:“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他的《忆别》诗中也有:“贤圣可期先立志,尘凡未脱谩言心。”

王阳明曾不厌其烦地向其亲朋好友宣讲立志说。在《寄张世文》信中写道:“学不立志,如植木无根……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

在《与克彰太叔》信中,他对既是其族叔祖又是他弟子的王克彰说:“学本于立志。”还特别叮嘱:这是他最近新体悟出来的为学之道,一定要坚守。

王阳明的弟子中不少深受影响,终有成就。比如王阳明劝诫追随他求学3年的学生郭庆,把君子做学问比作农民种庄稼。春天择选优质种子,好比学习之初就要树立好志向;夏天,农民细心灌溉、及时除草,守护种子茁壮成长,所以在学习中要不断反省、修正自我,直至确定正确的志向;农民经历风吹日晒辛劳一年,终于等到庄稼成熟,如同我们秉持自己真正的志向,持之以恒勤奋学习,自然而然就会有收获。立下正确志向,不用犹豫疑惑,为之努力即可。

郭庆回到家乡后努力自学,恪守自己原则志向,成了山东清平县知县。由于他作风廉洁、勤*爱民,深受百姓拥戴。

王阳明曾说:“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换成今天的话,立志首先是确立理想和目标,更是要确定信仰和信念。

王阳明在回答一位礼部尚书请教学问时说,学贵专、学贵精、学贵正固然值得点赞,但学更贵于道。尚书恍然大悟,自叹立志学道太晚,王阳明笑着说:“岂易哉?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王阳明举了从前卫武公90多岁还向全国诫谕的例子,尚书年纪只有武公一半,功业却可以成倍,一切都来得及。

无独有偶,王阳明《从吾道人记》一文中,记载比他大得多的68岁著名学者董萝石前来拜师,几次被王阳明婉拒,这老先生矢志不渝,隔了一段时间又带着老伴一丝一缕织成的丝帛,诚恳求教:“此吾老妻之所织也。吾之诚积,若此缕矣。夫子其许我乎?”随后干脆强拜为师,王阳明“固辞不获,则许之以师友之间”。

朝闻道,夕死可矣!立志不在年龄,圣贤宁有种乎?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中,说得更透彻:“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

这是人人都可以同王阳明一样拥有的文化自信。

第二堂课: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这是王阳明在《答聂文蔚书(一)》一文中,心系黎民疾苦的真切体悟。

视人如己,体现了王阳明的亲民思想。

王阳明常爱说的一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语出《孟子·离娄下》,孟子说的王阳明同乡大禹是负责治水的,只要天下有一个人掉水里淹死了,他都觉得是自己推下去的,因为是他在治水时,没在岸边把防护设施建好。

王阳明学习汲取了尧舜、孔孟以来的圣贤思想,但也有创造性转化。比如针对理学家程颐和朱熹将古本《大学》“在亲民”一语改为“在新民”,王阳明并不认同,阐述了他的亲民思想。

他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

爱民保民、顺应民心、安民富民,王阳明始终以民为本。

王阳明认为“亲民”的核心道德是“仁”,并用于教化民心。而孝是行仁之本,孝是仁道的工夫起点。尽孝不是仅仅爱自己的父母,还要推己及人,爱天下所有人的父母。“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

王阳明在江西做官时,有一对父子发生争执,吵闹不休,找王阳明为他们评理。王阳明并没问是非曲直,而是给他们讲了几句话,结果话没讲完,父子二人抱头痛哭而去,和好如初。王阳明的学生很奇怪,问他说了什么话。先生说:“我说舜是世上最不孝的儿子,瞽叟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弟子更吃惊。王阳明解释说:“舜常常以为自己是最不孝的,所以他才能做到孝。瞽叟常常以为自己是最慈爱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慈。”

王阳明用余姚的先贤圣人舜的故事,正话反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让争吵中的父子深受震动、反躬自省。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为官、为学、致良知是“一体化”的。为官者要以德修身,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文明素质,做人民的表率,身教重于言教,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阳明在地方任职时,一改其他官员出巡时必高举“肃静”“回避”牌之惯例,叫人高举脚牌,牌上改写成“求通民情”“愿闻己过”字样,希望老百姓来官衙畅所欲言,为民作主。

王阳明还有重要的“另一改”,就是反对繁文缛节。他在《裁革文移》一文中鲜明指出:“看得近来官府文移日烦,如造册依准等项,果系徒劳徒费,虚文无补……除例该奏报及仓库钱粮金帛赃罚纸价预备稻谷等项,仍于每岁终开项共造手册一本,送院查考外;其余一应不大紧要文册,及依准等项,通行裁革,务从简实,以省劳费。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可见其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决心!

晚年王阳明的“越中三记”(《尊经阁记》《亲民堂记》《浚河记》),更是把亲民思想发扬光大。

经过王阳明的点拨指教,绍兴知府南大吉命名其莅*之堂曰“亲民”,每日在“亲民堂”自励勤勉,并以“亲民”为毕生职责,成为绍兴历史上的著名清吏。王阳明为其写下《亲民堂记》。另一篇《浚河记》,同样是为百姓兴修水利做实事的*绩观鼓与呼,为民心树碑,为历史作证。

国犹家,体现了王阳明的家国情怀。

王阳明13岁就热衷于学习弓马之术,研读《六韬》《三略》等兵书。次年,他和父亲同游居庸关,亲身调查边关防务,“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或许就是今天的研学游吧!

不久,他又打算直接向皇帝上书,请求率*平乱。其父闻之大惊,“斥之为狂”,少年王阳明“乃止”。

当时北方边关告急,朝廷下诏求言,王阳明复命后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极富爱国情怀。

治国先爱国。

王阳明从青少年时期就抱有这样的思想,对文天祥、屈原等人充满崇敬之情,留下很多爱国诗篇。比如,“苏武坚持西汉节,天祥不受大元官。忠心贯日三台见,心血凝冰六月寒。卖国欺君李士实,九泉相见有何颜。”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王阳明从小与伏波将*结缘。

伏波将*马援是东汉的爱国英豪,以善于用兵著称,曾经率领大*征讨交趾(相当于现在两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中北部地区)。广西横县的郁江乌蛮滩北岸有座马援将*庙,与京师远隔千里,当时身在京师的王阳明竟然在梦中拜谒过这座庙,醒来后他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治国为亲民。

年,刚刚艰难取得平盗寇大捷的南赣巡抚王阳明,班师回朝。一路看到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王阳明喜中有忧,《还赣》诗中一句“迎趋勤父老,无补愧巡行”,思考如何使外逃百姓尽快返回家园、安居乐业,把这看成自己为官的第一责任和要务。

年,当地三月不雨,正是农事繁忙之季,王阳明忧心如焚。他一面勤*为民,一面虔诚祈雨,果然连续下了三天雨,百姓大喜,王阳明抑制不住与民同乐的心情,欣然写下《回*上杭》诗一首,反映平乱初期当地百姓境况,以及自己由忧转喜的心情。

后人多把王阳明的成功祈雨神化。王阳明在当时就给“天人感应”赋予了新内涵,即“以民为天”,具体说就是通过除弊兴利,动员百姓一起抵御自然灾害,根据当时风俗和百姓文化接受程度,借祈雨向灾民讲明实情,沟通官民关系,协力同心,落实抗灾措施,以安民心,而不是兴师动众,借祈雨之名行扰民沽名之实。《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专门提到,逢这样大灾,为官者要带头“减膳撤乐”,访贫问苦,积极赈灾,“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顺应传统礼仪,坚决反对造谣迷信。

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年12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待罪之至”,体现了他为民担当、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无私精神境界。

年,江西诸县发生水患,王阳明命令各地官员开仓济民,以缓解灾民燃眉之急。在《恤水灾牌》一文中,他再三要求各地官员爱民如子,给予百姓行实惠,不得敷衍搪塞,浪费钱财粮食而不救百姓之灾患。

基层管理创新。

王阳明绝大部分仕宦生涯是在地方各级任职,历任龙场驿丞、庐陵县知县、南赣巡抚、江西巡抚、两广总督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

抓好基层管理创新,就是抓好国家治理的末端创新,王阳明基层管理有“三招”。

第一招:仁爱亲民,体恤百姓,强化教化德治。

王阳明半生为官,有机会在其为官吏的地区推行孝道、敦厚风俗。他也珍惜这样的机会,做了许多造福百姓之事,例如平定叛乱、安置流民、教养百姓等。其中,兴办针对少儿开设的社学(明代基层教育机构),蒙以养正,影响深远。

年10月,王阳明颁布《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共有十六条,主要目的是在劝谕百姓的基础上,明确乡约内部权利、义务规范,将儒家伦理道德具体化、平民化、制度化,从而更加行之有效地引导乡民的思想行为。

王阳明要求百姓遵循儒家礼制和道德规范,通过平实的语言,向百姓传达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和人伦秩序规范,劝告百姓寻医问药不迷信、婚丧嫁娶不铺张,从而引导百姓树立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

第二招:增设县治,重建行*区划,推行群众自治。

王阳明初到南赣就发布了《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父老子弟》,颁布《南赣乡约》,实现了从官方主导向民间自治力量的转化,事实上加强了基层*权领导力。

推行“十家牌法”与乡里制度的结合。“十家牌法”将十家编为一牌,登记家庭的详细信息。牌内十家互相监督,轮流负责收集信息,随后通知各家相互知晓,有可疑情况立即上报,一旦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事发后连同治罪。王阳明还着手恢复乡里制度,重申乡里的事务安排,赋予里长管理和教化的职责。通过“十家牌法”和乡里制度的结合,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第三招:整顿吏治,安抚民心,同步加强法治。

王阳明一方面主张在基层治理中以儒家道德礼仪劝善改过,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制措施对违逆者严加惩治,体现礼法刑*共治的特点。

王阳明在治理基层社会期间,深感一些基层官吏习气恶劣,他采取措施对吏治进行严厉整肃,以减少官吏的巧取豪夺,给百姓带来切实好处。

江西发生水患时,一些官员无视生民疾苦,“乘机窃发,惊扰地方”。王阳明发布禁约,对官员活动作出严格规定,告谕属地官员“务须轸念地方,痛恤民隐”。

他要求各地大小官吏廉洁奉公,在处理*需的粮草和兵役时,要亲自编派任务,按照规定秉公处理,不得私下收受贿赂,不得扰乱百姓生活,“敢有抗违生事惊扰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法”。德法共治,威震一方。

爱国辨忠奸。

27岁那年,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几年后,正德皇帝即位。在新君改元之际,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皇帝“正心”。他上疏,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其中的“权奸”,直指正德皇帝宠信的太监刘瑾,后因此遭祸入狱。

王阳明在为官从*后,就用良知践履真正的忠诚。他曾毫不客气地批评当时官场存在的不正之风:“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民族平等团结。

王阳明谪居多为少数民族的贵州龙场之际,近乎绝望,淳朴善良的龙场人民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向他问好、送粮食,帮他搭建房子,房子虽然简陋却令人温暖。王阳明写下《何陋轩记》,认为“伪君子”才是真正的“陋”,那些少数民族的土著人,有着“外朴内美”“安而乐之”的品质,只要给他们文化教育,一定从物质到精神都可旧貌换新颜。有时,王阳明还和龙场各民族百姓共办宴会,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一醉方休。

王阳明对当地少数民族因俗化导,培育了大批心学弟子,更使儒学文明在贵州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践行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他自觉以儒家的仁作为道德规范,其言其行表现出惠民、爱民之民本思想,对维护贵州民族社会秩序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贵州修文阳明洞,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这“遗爱”,寄托了当地百姓对王阳明无限的爱和思念。

王阳明《与安亘慰》的两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他所写的《居夷诗》百余首,还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等,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心迹,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

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

重视粮食。

王阳明每到一处为官,都非常重视耕种稼穑。在其应绍兴府官员所请而作《新建预备仓记》一文中,开宗明义:“仓廪以储国用,而民之不给,亦于是乎取。”从治国治民角度立意,点明了仓廪于国、于民的紧密关系。

即便在龙场当一个小小驿臣,王阳明也不忘一粒米中见大义,写了很多诗。其中,很多首带有陶渊明那样田园耕耘劳作的隐逸风格。比如,他在《观稼》中写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王阳明始终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守此本,敬此天。

第三堂课:知行合一能担当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明白道理,还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才是真知;明白道理,没有依据道理而行动的意念,等于不知。

因此,有孝亲之心,即是有孝亲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孝亲的行动,才有孝亲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是有忠君之意,有这样的意念和意愿时,才有忠诚的行动,才有忠诚之理。

所以,知行合一之教,实为“心即理”的延展。知行合一,事上磨炼。首先是具备调查、洞悉全局的能力,然后就是敢于担当,碰到事不怕事,敢于迎难而上。

王阳明越是实事求是、迎难而上,越是敢于担当,越是迎刃而解困难。这就是阳明心学的力量,是强大的“知行合一”智慧。

王阳明在贵阳三年贬谪期满后,被朝廷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其间,注重民生、大胆改革、造福一方,正是他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后的生动实践。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免税。

王阳明上任后第一天,“蓦有乡民千数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一时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宽贷。”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乡民们鸣冤,是因为庐陵这个地方不生产葛布,却要缴纳繁重的葛布税。

认真接待信访、弄清事情原委后,王阳明先安抚乡民情绪,坦诚表态:既然朝廷派我来庐陵县做父母官,如果确有不平、不对之处,我一定为大家做主。

大家很快安静下来。然后,王阳明立刻开始明察暗访,了解到这葛布税并非国家应收税种,而是宦官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种敛财手段。随后,他通过一种方式向乡民们宣布,免去今年的葛布税。

刚刚新官上任,还没有跟上级汇报,就敢宣布免去多年实行的葛布税?

手下人都吓坏了:这得要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

但王阳明心中有数,依据翔实调查和数据,向上级领导写了封信,言之凿凿,陈明利弊,既不卑不亢晓之以理,又不动声色表明态度,最后以人情和大义动之,经过与奸宦的一番斗争较量,终于圆满地把事情处理解决好。

这背后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原因,上级领导中有正直官员暗中支持!王阳明虽然奉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在坚持原则底线基础上,十分重视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唯变所适”讲方法,只为惠国利民生,所以赢得了不少包括朝廷要员在内的正直官员的尊重和支持,甚至在一些生死攸关之处,也得益于这种支持,使王阳明躲过一个个劫难。

第二个例子是抗疫。

初领县*不久,即逢“灾疫大行”。旱灾与瘟疫叠加,多处村巷出现一家灭门的惨况。尤令王阳明痛心不已的是疫情期间的“人间失格”,瘟疫横行时,当地民众恐慌不已,为防传染,亲人染病也弃之不顾,以至于病人多因无人照护活活饿死,而非染疫病死。

从留存的《告谕庐陵父老子弟》节选中,可以看出“气弱多疾”、顽症缠身的王阳明,彻夜无眠,忧愁惶恐,寻求救治之道。苦思良久,推出抗疫五策:

一是携手同心,唤醒良知正民心。倡导民众“兴行孝弟(悌)”,乡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二是奖掖孝义树典型,破迷信。王阳明认为当行儒家孝义正道,杜绝巫赛这种迷信之道,教化民众当“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对于抗疫期间“有能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

三是科学防治以自救。王阳明为此开出三剂“药方”:“洒扫尔室宇”,保持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以防滋生病菌、交叉感染;“具尔汤药”,准备好相应的防治中草药物,对症下药,不可硬挺或坐以待毙;“时尔膳粥”,保持饮食的合理搭配,吃饱吃好方能增强抵抗力。

四是*府履职尽责,支持扶助来托底。一方面,由官府给买不起药的贫困户送药;另一方面,派遣医生下乡入村。又担心这些托底保障措施不能完全执行到位,再次向民间借力,请求乡贤监督并襄助*府。《公移》还记载了王阳明为灾民减免税捐,留下生存自救活路。

五是殷勤罪己以宽民。《告谕》中,王阳明对“骨肉不相顾”的道德沦丧现象非常恼火,对于发生灾疫和疫情蔓延的责任,最终还是勇敢揽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这个县令没有履行好职责的缘故,并为因病不能总是出现在第一线深表歉意。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不尚空谈、务真求实。

王阳明的一生,也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与同时代、在家乡隔壁宁海出游的徐霞客,有异曲同工的共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而年来,无数王阳明的学友粉丝们,都在结合着自己的当下,认真学习践行着、传承发展着阳明思想。

年,王阳明先后发布《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多项文书,督促南赣各地兴办社学。

王阳明认为,教育的重心在于彰明人伦,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蒙以养正”,即在启蒙时期培养儿童正直的品行,因此,社学教育的内容应围绕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展开。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鼓励儿童天性,培育少年儿童学习兴趣。在教育方法上,提倡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志趣,学习礼仪来端正仪表,劝勉读书来启迪心智。

修建书院,兴讲学之风。王阳明一生致力于讲学布道,在龙场悟道后,更加把觉民行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南赣新建了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个书院。王阳明认为学术不明是导致明代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讲学作为传播圣学、改良社会风气的重要切入点。在王阳明的不懈努力下,书院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社会学术氛围日渐活跃,这也是王阳明文化自信的一种担当。

针对王阳明这样的知行观及其教育主张,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具个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学说之一。他把这句话翻了半个筋斗,就是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知行合一。

而知行合一其实早于王阳明就有人提过,只不过王阳明集先贤智慧和儒释道之大成创造了心学。心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奠基理论:“心即理”。

心即理,意思是万事万物只有人类意识参与时才能明白,遇到事情“不动心”,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保持一颗岿然不动的心,只有放得下,才能担得起。

比如平宁王之乱的时候,王阳明坐镇指挥,同时还在上课授《大学》、讲心学。一边津津有味地现场教学,讲遇事“不动心”之理,一边有条不紊地指挥战争,允许学生们插话提问——没过一会儿,就有人进来传送前线战报,得令后再飞奔而出。

此间最令人揪心的一次,前方战报来了,说情况紧急,前敌总指挥伍文定的胡子都被烧着了,前方*心已乱。

这时候,王阳明放下教鞭,走到旁边拿令牌传命下去:“谁再说伍文定胡子被烧一事,斩立决!”然后返回,神态自若地继续上课。

学生们实在紧张得不行,问战局会怎样发展下去?王阳明摇摇头说,刚刚听人说前方有点不顺利,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怀,我们继续上课。

讲了一会儿,又有前方战报:“报,宁王朱宸濠已经被活捉了,大乱平定!”

现场掀起一阵按捺不住的欢呼声、庆贺声。但是王阳明只是点点头,等着大家渐渐安静下来,依旧接着上课。

学生们实在忍不住又问了:前方战局定了吗?王阳明说,传报宁王朱宸濠大败,而且已经被抓获,想来这个消息不假。这时,王阳明眉头一皱难过地说,就是听说死伤惨重啊!

说完后,王阳明又接着抑扬顿挫地讲课,而且表现为“理前语如故”“理前语如常”,现场学习、旁观者和知情者,无不叹服,这就是今天说的现场切身体验沉浸式案例教学吧!

当然,许多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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